文明与常识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一种"传染病"?

日期: 2025-11-19 | 来源: 海边的西塞罗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中大
昨天我们聊到了刘慈欣老师与江晓原老师那次著名的对谈思辨。

在谈话中，大刘老师为了给自己“为了文明延续，要吃人”的提案提供论据，说了这样一个想法：“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而江晓原老师则认为：“如果我们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抛开道义，你分析一下两人的思考模型，你会发现两人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对道德、人性、文明的产生方式是有区别的——

大刘老师是一个“人性自发论”者，他一切观点的前提是认为只要人还活着，人性就有重新萌发的可能。所以他才将生存视为最高优先级，而认为人性、文明的萌发与复归，不是什么特别稀罕、值钱的东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饥荒时代人相食一下，等到多收了三五斗米，日子过好了，人性也就回来了。

而江晓原持的则是“人性先决论”，他认为人性是文明存在的根本前提，一旦失却，就很难再复归，尤其是在一个对外封闭的内部环境下，失去的人性可能很难自发的重新生长出来。

这两个观点，到底哪一个更对呢？

我想，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大多数国人，不说十成十，至少九成九肯定会认为大刘老师是对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话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就比较根深蒂固，上世纪70年代末的特殊年代结束后，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呼唤“人性的复归”“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思潮也一度遍及全国。多灾多难、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治乱循环的中国人，习惯了在“乱纪元”先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下去，等到“恒纪元”再重新萌发人性与文明的思路。

可是江晓原老师却也不是没有赞同者，比如昨天的文章中，我们提到了已故的王小波先生，在谈论对特殊年代的反思时，王小波先生就打过一个比方。

他说“理性就像贞操一样，一旦失去了，就不会再有”。

这大约是王小波先生在特殊年代，对人性的观察所得到的结论，那些被鼓动的丧失了理性、走向非人与疯狂的人们，除非遭遇外力的强制纠偏，他们很难再如同大刘老师说的那样重拾人性。

从文明整体而言，我们最终能结束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重新走上文明与繁荣的正途，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开放让我们重新引进、而不是自发产生了许多一度丢失的文明、理性、商业规则，这些规则对我们保有今日的生活是如此的重要和值得珍视。

而王小波在统一篇文章中还说过一个更大胆的名言：“从逻辑上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都能推出来。”这就是说，文明一旦踏入负文明，人类一旦习惯上吃人的滋味，除非遭遇外力的纠正，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大概率很难自己重归文明的正途，而会沿着那个错误继续发展下去，直至走入到一个错误的文明“进化盲端”当中，并在那里停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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