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舒淇:我的《女孩》,起落安妥

日期: 2025-11-02 | 來源: 澎湃新聞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音頻】澎湃記者專訪舒淇采訪：王錚剪輯：李思潔實習生：高銀涵

10月31日，電影《女孩》北京首映禮現場，當片尾字幕緩緩滾過銀幕，影院燈光緩緩亮起，映照出台下許多尚未完全從情緒中抽離的面容。在映後交流環節，一位自稱從“年輕小伙”追隨到“中年大叔”的男觀眾拿起話筒，他並沒有直接點評電影，而是對台上身兼導演、編劇雙重身份的舒淇告白道：“你每一次在創作上的‘起落安妥’，我們大家都在，而且會永遠都在。”

“起、落、安、妥”這四個字，出自舒淇與葛優主演的電影《非誠勿擾》，是片中梁笑笑與秦奮之間默契的問候與應答。

舒淇聽罷幾乎笑彎了腰，當她再次仰起臉龐，眼眶卻已明顯泛紅，她下意識地用手背輕輕擦了擦：“出道30多年了，”她的聲音帶著些許哽咽，“如果當初不是侯孝賢導演讓我做導演的話，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完成第一部導演作品，並且得到大家的喜愛，也算是我完成了對侯導的承諾。”

舒淇同釜山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最佳導演獎“獎杯”親密合影

的確，這部電影也是一場綿延十余年，關乎信任、勇氣與自我和解的生命旅程。而這場旅程的起點，則深植於她似乎不願詳述，卻又無法繞過的童年。

在《女孩》中，林小麗躲進衣櫃逃避家庭暴力的意象反復出現過多次。當日映後，舒淇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的回答直接而坦誠，這就來自她的童年創傷。“當時沒想什麼啊，就是單純為了躲起來。”輕描淡寫的一句話，背後卻是一個小女孩在家暴陰影下的幾多無助。“小時候，我爸每次喝醉酒之後，哪怕我正在床上睡覺，他還是會把我從床上抓起來，抓著我的頭發（做動作），直接把我丟在牆上……”這種具象的暴力記憶，無疑是刻骨銘心的。

然而，作為導演的舒淇，在處理影片中的家暴時，卻表現出驚人的克制與成熟的作者意識。她沒有選擇在大銀幕上原樣再現彼時加諸己身的暴力。舒淇在指導白小櫻演繹小麗躲在衣櫃中的戲份時，沒有給她復雜的指令，而是引導她回到最原始的感官體驗。“我就想到自己小時候躲在衣櫃裡頭，看不到外面發生了什麼，但會聽到外面的很多聲音。當你越是看不到外面，反而你的五感是會打開的，聽覺會顯得尤其敏感。”

她為白小櫻構建了一個充滿懸念和恐懼的聽覺世界，讓她去想象樓下剛經過的摩托車聲響，“是不是爸爸的摩托車又回來了？他下車了，腳步沉重，這次到底又喝了幾分醉……”或許導演自己再清楚不過，那對未知危險所帶來恐懼，比直接展示暴力展示更能直擊到小麗的內心裡頭，“給她造成非常大的恐懼，而且她會把這種恐懼刻在骨子裡頭展現出來”。

舒淇還透露了一個令人心疼的細節，其實她本人至今都沒有逃脫密閉恐懼症的侵擾，甚至就連坐電梯都會很難受，“雖然可以克服，可內心還是會害怕。”她也借此表達了對原生家庭問題的深刻洞察：“這對小孩子的影響是特別大的，這種傷痕往往會伴隨她的一生。如果這個孩子長大後還走不出來，她可能會過上另外一種墮落的人生。”

《女孩》定檔導演特輯(04:06)

【對話】

“我預感到這次應該會拿獎，但還是覺得很魔幻”

澎湃新聞：我曾經在多個品牌活動的現場見過你，都是一襲華服，光彩照人。但今天看到你坐在對面，穿得很隨性舒適。

舒淇：沒有啊，我還是有化妝的（笑），現在通常參加電影首映都是穿組服吧（劇組為電影宣發定制的服裝）。

澎湃新聞：為了拍這部《女孩》，你曾說自己焦慮到“無心妝發”，我也看到你在片場時穿著一雙拖鞋給小演員們說戲。這種壓力與你作為演員時的緊張有什麼不同嗎？如何同自己之前演員的身份做斷離舍？

舒淇：不用、不用，我就去“演”一個導演就好了（笑）。（在片場穿拖鞋？）那很熱耶，電影是在七、八月份開拍的。

做導演，不需要坐在那裡兩個多小時化妝、弄頭發；做演員，最主要就是把你自己本身弄好，比如保養好，再有就是像你去演一個瘦的，就得保持得很瘦。做導演不需要去在乎外表，要在乎的是怎樣把現場把控好，怎麼樣把演員的戲調好，還有就是對時間的掌握。當導演天天在片場有好多事情要處理，而做演員只需要對自己的表演負責就好了。

澎湃新聞：片場總是有突發情況，能不能介紹一兩個，你當時怎麼處理的？

舒淇：天天都有，片場時時刻刻都可能出狀況。比如戲裡80年代的小摩托，我們找到的是古董車，可騎一騎就壞了，那怎麼辦呢？還是要趕進度的，所以我這次就在片場備了四台這樣的摩托車。

澎湃新聞：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就像剛才在北京首映禮上，你提到自己已經紅了三十多年了，這三十年中每十年對你而言，似乎都是一個轉運或者說躍升的節點——1996年，《色情男女》獲第1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及最佳新演員獎，你成功轉型為實力派演員；2005年，《最好的時光》獲第42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2015年，《刺客聶隱娘》獲第10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女主角獎。

又十年，也就是現在，從享譽世界的演員到執掌導筒，對你而言又是一次至關重要的藝術轉型——我非常想知道，當你第一次以導演身份坐在國際影展的放映廳，親身感受影片結束後觀眾持久而熱烈的掌聲時，內心深處最大的感觸與震動是什麼？

2015年《刺客聶隱娘》主創出席戛納電影節

舒淇：不是“紅”了三十多年，我說的是入行了三十多年（笑）。就很巧，我沒有特別去想這個事情。

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得獎。其實被釜山國際電影節call back（召回）的時候，就已經覺得很不可思議了——我剛在上海機場落地，從釜山回到上海，剛落地，打開手機組委會的訊息就跳出來了，然後我就已經開始流眼淚了，興奮地流眼淚。在機場的長廊裡我一直走，直到過海關的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看到我還在那裡哭，人家不明所以，就很好笑的樣子。

但在沒有聽到現場台上講這句話（“For the best director goes to the celebrated actor, and now a filmmaker Shu Qi.”）心裡就永遠存在一個懷疑，我預感到這次應該會拿獎，但還是覺得很魔幻，這會是真的嗎？就像今年的威尼斯影展一樣，我雖然入圍了主競賽。

澎湃新聞：《女孩》在威尼斯影展的首映結束後，你收獲了長達15分鍾的掌聲。

舒淇：沒有到15分鍾，8、9分鍾的掌聲吧，這一屆其實好的片子真挺多的。這就是一個很奇幻的旅程，我沒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做導演，就可以有這麼好的一個成績單可以放在自己的履歷表裡，這真的挺魔幻。

澎湃新聞：我很想知道1996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現場，你的感言說了什麼？因為時間的關系，可能在網上已經查不到資料。

舒淇：我也忘了，可能要回去再查一下當時自己說了什麼。也就是謝謝東、謝謝西，大概是這樣子。

“拍這部電影就是完成我對侯導的承諾”

澎湃新聞：說回《女孩》，這個故事在你心中孕育了十年之久。其中有侯孝賢導演的點撥和催促，他對你具體的鼓勵或點撥是什麼？

舒淇：不止十年，十幾年吧，我那天翻到的第一稿劇本是在12年前。我用電腦敲字，一稿劇本應該寫了不到1萬字。你提到侯孝賢導演，其實就是那時我和他喝茶，喝完茶之後要送他離開，他突然轉過頭來跟我講，你有空要不要自己想想，要不要做個導演？我當時只是對他說，好好好，拜拜。不是坐下來聊這件事，很正式地去談。

後來過了兩年，我跟隨侯導拍了《刺客聶隱娘》。他又很突然地問我，你的劇本寫好了沒有？我當時一臉茫然，什麼劇本？他說，我之前不是叫你做導演嗎？哦，我這才意識到他是認真的，那時我才開始想要去寫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然後這個故事的劇本就一直寫寫寫，前幾年疫情的時候，中間我跟侯導喝了個咖啡。我覺得讓我做導演這件事情，他一直記在腦子裡頭。直到2023年，《女孩》的故事已經寫了好幾稿，推翻後又重來了好幾輪。我覺得如果再不拍出來的話，應該不會再拍這部戲了，我也可能就不會做導演了，可這樣子的話，我對侯導的承諾就不能兌現。

我記得很清楚，2023年9月做完威尼斯影展的評審後，我就跟監制葉如芬女士說，我要執導一部電影，麻煩你來幫我。當時我的劇本已經改到了兩萬四千多字，回到台灣之後，因為要開始選演員，就要針對不同的演員，比如在台詞上等等做更細膩地修改。這樣直到正式開拍前，《女孩》的最後一稿劇本已經將近四萬字了，三萬八千多字。

舒淇導演在《女孩》開拍現場留影

澎湃新聞：影片中林小麗的孤獨、倔強與 “出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你個人年少離家、獨自闖蕩的生命記憶？

舒淇：哈，應該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就原生家庭而言，我下面還有一個弟弟，但在劇本和電影裡，我把它改成了小麗有一個妹妹，主要原因是這部電影裡我只想單純去探討家庭暴力對孩子的影響和傷害，不想再多一個“重男輕女”的話題在裡面。

正是因為這些變化，我的整個劇本一直都在不斷地流動，到最後真正和我的原生家庭經歷比較像的地方也就是：酗酒的父親，躲在衣櫃裡的小麗，還有媽媽在學校打了她一巴掌，也就只有這幾個情節跟我的經歷是相同的。

白小櫻飾演林小麗

澎湃新聞：衣櫃是電影《女孩》中一個關鍵的道具，我現在知道了它既是小麗，也是你曾經的庇護所。你小時候為了躲避父母的家庭暴力，躲在衣櫃裡時會想什麼？

舒淇：沒想什麼啊，就是單純為了躲起來。小時候，我爸每次喝醉酒之後，哪怕我正在床上睡覺，他還是會把我從床上抓起來，抓著我的頭發（做動作），直接把我丟在牆上……但我不想要在片中，原樣復刻爸爸對小麗施展這樣的暴力，電影裡爸爸對媽媽的暴力已經非常直接了，我想的是怎麼樣去展現父親的這種家暴帶給小麗除了痛感之外，它對一個少女內心的影響，那是一種非常深的恐懼，而且影響到了她未來的成長。

澎湃新聞：電影中小麗躲在衣櫃裡的情節多次出現，你甚至還會用蜘蛛結網捕食昆蟲這樣的蒙太奇意象去表現女主角內心的恐懼。在片場，你如何同小麗的飾演者白小櫻講說這段戲的？

舒淇：我就想到自己小時候躲在衣櫃裡頭，看不到外面發生了什麼，但會聽到外面的很多聲音。當你越是看不到外面，反而你的五感是會打開的，聽覺會顯得尤其敏感。

所以我就讓白小櫻進到衣櫃裡頭，然後讓她去感受這種情形，讓她去想象樓下剛經過的摩托車聲響，是不是爸爸的摩托車又回來了？他下車了，腳步沉重，這次到底又喝了幾分醉……我發現這些真的可以直擊到小麗的內心裡頭，給她造成非常大的恐懼，而且她會把這種恐懼刻在骨子裡頭展現出來。對於演員而言，我覺得還好，她明白這是戲，我們也會及時給她做心理幹預，讓她馬上就可以從戲裡走出來。

其實我就有“密室恐懼症（幽閉恐懼症）”，甚至坐電梯都會很難受，雖然可以克服，可內心還是會害怕啊，這就是童年帶給我的陰影。原生家庭對小孩子的影響是特別大的，這種傷痕往往會伴隨她的一生。如果這個孩子長大後還走不出來，她可能就會過上另外一種墮落的人生。

湯毓綺（藝名9m88）飾演母親阿娟

澎湃新聞：直到剛才北京首映禮的現場，你都在強調，即便是全片最後一場戲，成年後的小麗回到家中和母親見面，那也不算是和解。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電影雖然並沒有展現母女倆的和解，可你既然願意拍出這部電影，也可以算作是在和自己“和解”呢？拍完電影你有沒有更快樂一些？

舒淇：我不跟自己和解，那我怎麼可以過得快樂（笑）？拍完《女孩》有沒有更快樂？還好吧。拍這部電影就是我對侯導的一個承諾完成了，而且好像交上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我還是挺開心的。

“作為導演，不要去改變演員表演的方法”

澎湃新聞：為何要將電影的故事背景設定在1980年代末的台灣地區？美術團隊如何精准復刻出那個時代的質感？希望觀眾可以從中發現當年的哪些“彩蛋”？

舒淇：這部電影的景有些是在基隆，有些在台中的苗栗，因為台北看上去還是太現代了。我們的主場景、小麗的“家”是在基隆，他們房子是1960年代的建築，而且還可以拍到那一整條街道。其他像學校的戲份，是在台中一所廢棄的學校，我們重新把它整理了一下。

其實也不算電影的彩蛋，應該說是那種時代質感的細節，電影裡呈現的全部都是。比如說理發店裡放的歌，王傑的《一場游戲一場夢》、蘇芮的《跟著感覺走》，還有MTV裡頭放的《新晴》，還有在家裡頭看的電視節目，那時剛出來的，我們在台灣地區每晚6:30左右，有一個非常紅的綜藝叫《連環炮》（1986年開播），裡面出現的明星有蔡琴、齊秦，還有張國榮。

再比如，電影裡頭MTV的背景畫面，我放了侯導的《童年往事》，當年這部電影在台灣特別賣座，可以說是家喻戶曉。還有在MTV裡頭，小麗跟莉莉兩個人在跳舞，電視機裡的背景畫面是日漫《尼羅河女兒》。很多80年代最紅的一些東西，我都放在了電影裡，我相信大陸的觀眾一定也有類似的經歷和經驗。

《女孩》電影劇照

澎湃新聞：電影中的靜物呢？有沒有什麼靜物是你一定要放在電影裡出現的？

舒淇：靜物，電影裡面全部都是。比如說那個紅氣球，這是致敬侯導的電影《紅氣球的旅行》。再比如手工加工的那些花，你知道我們小時候除了正常上班的收入，媽媽為了補貼家用，會去接一些手工加工的花，或者是聖誕節的燈來做。

澎湃新聞：侯孝賢導演“人物優先”的電影哲學以及對長鏡頭的運用——他在片場拍攝時，鏡頭極少推拉搖移，而是通過固定機位捕捉場景的自然流動。這些如何具體影響到你此次的鏡頭語言？

舒淇：我在《女孩》裡拍的幾乎都是長鏡頭，但不是固定機位，我們的機位都有稍微一點點的移動，可又不像是手持（拍攝），是一種比較安靜的移動。

在《女孩》的拍攝過程中，我是用時間去換演員們進入角色的方法。我沒有陷入到今天這張紙裡面的對白，在這個鏡頭裡頭你們就必須講完，而是告訴演員，這張紙裡頭的對白只是給你們做參考，然後你們看什麼時候想說什麼，隨便講什麼都可以，因為鏡頭特別長，你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表演，你覺得這個男人爸爸、這個女人媽媽、這個女孩小麗，他們會講什麼樣的話？都可以自己去發揮。

比如這一餐飯，從媽媽一坐下來幫你倒水，然後你說要吃雞蛋，媽媽就去煎蛋，再到上桌，全部是一個流程拍完的。並沒有說“媽媽我要吃雞蛋”，好，先“卡”，再去拍媽媽去廚房煎個雞蛋，沒有這樣，我們都是一整場戲、一整場戲這樣流暢地拍下來，直到全部拍完。

邱澤飾演小麗的父親

澎湃新聞：剛才我們說了你如何教白小櫻處理在衣櫃中的戲份，現在具體說說你如何指導不同背景的演員演好各自的角色。

舒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調整的方法。像邱澤，我完全不需要調整他，在表演上他已經很成熟了，而且戲真的非常好。我就告訴他，家裡那張沙發就是爸爸的床，讓他去感受一下在沙發上的感覺就可以了，然後再把爸爸這個人物的前後經歷也告訴他，他直接就可以慢慢地進入到角色之中。在現場，邱澤就坐在那張沙發上，然後會很自然地設計出動作，比如移動他的煙灰缸、煙，把打火機放在哪裡，怎麼躺、怎麼坐，他會主動去感受那個氛圍。邱澤是我最不需要去調整的一位演員。

湯毓綺（藝名9m88）是一名爵士樂手，是個特別熱情奔放、特別可愛的女生，跟那個年代其實是挺格格不入的。我要怎麼樣把她“抓”進來？一開始，我就給她一些書去讀，然後再告訴她那個年代是怎樣的。她在片場曾經問我，自己飾演的媽媽為什麼要對小孩子這麼殘忍？我說你現在對她殘忍一點，好過你等一下要打她10個巴掌，類似這樣慢慢去引導她。

小朋友就特別地free了，我告訴她們你只要去感受這個環境，感受這個世界，感受你的同學，感受你爸爸醉醺醺地回到家帶出來的酒氣，那個味道，你要打開自己的五感去感受。然後再具體告訴她在這個橋段，你要去做這個事情，屬於靠引導的方式去幫助她們就好。

侯孝賢導演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作為導演你不要去改變演員表演的方法，而要順著演員的表演方法去流動。只要演員的表演立住了，就順著她們的性格去改動你原先自己設定好的角色性格，一切要照著演員們的感覺走，而不要照著你以為的感覺去走。

澎湃新聞：剛才你提到讓湯毓綺（藝名9m88）看了一些書。我記得侯孝賢導演在拍《刺客聶隱娘》時，也推薦你去看唐傳奇之類話本裡面對俠客世界的描寫。你這次具體推薦演員們看了什麼書，好讓他們進入到80年代？

舒淇：大家都是非常忙的人，我其實就推薦他們上網看一些紀錄片去感受1980年代的環境。我給湯毓綺（藝名9m88）推薦了一本書叫《殺夫》（原名《婦人殺夫》，台灣女作家李昂創作的中篇小說），書中有對那個年代關於女性背負種種枷鎖的描述；對邱澤，我跟他講了這個劇本的故事，其實跟他父親那個年代特別像，他可以完全帶入小時候的經驗；小麗（白小櫻飾）、妹妹（賴雨霏飾）跟莉莉（林品彤飾），三個小孩子，我是讓她們在放假的時候聚在一起玩游戲，玩80年代的玩具，比如吹泡泡糖，還有抽假的香煙，彈珠還有跳格子、跳橡皮筋，還有好多，去培養她們之間的默契。

《女孩》片場照

“她是一個人，也可以是每一個人”

澎湃新聞：電影英文名片《Girl》，為何不是“Girls”？我看完電影覺得除了林小麗，她的妹妹、還有玩伴李莉莉，甚至包括她的母親阿娟，都是這部電影裡的“女孩”。

舒淇：但《女孩》就是“女孩”啊，她是一個人，也可以是每一個人，一生萬物。

為什麼我要拍原生家庭的暴力對小孩子造成的傷害？因為這樣的事在全世界各地隨時都會發生。而我的第一部影片應該是可以跟全世界接軌的，有共情力的。余下的就是很努力、很誠實地把這部電影拍好。

澎湃新聞：你怎麼定義這部電影的視覺風格？

舒淇：我這次跟攝影余靜萍老師做了很多研究。在莉莉還沒有出場的時候，我們都挑一些比較陰冷的，偏藍、綠色的背景。等莉莉那個鮮艷的蝴蝶結一出來，才開始有一些暖色系的背景出現。而且我們用的鏡頭，如果你看得比較仔細的話，它旁邊的框框是有一些扭曲的，會比較模糊一點，沒有那麼清楚，就想要有一種魔幻一點的感覺。等到2005年，長大後的小麗再次回到家中，就變成一個方方正正的世界了。

澎湃新聞：林強此次的配樂與大量精心設計的靜默場景形成了獨特的張力。你是如何思考並平衡聲音與留白的關系？

舒淇：林強老師太可愛了，他人特別好。我那時候也算是“三顧茅廬”吧（笑），起先我請他幫我做音樂的時候，他是拒絕的。因為他一聽電影片名叫作《女孩》，覺得自己不懂女孩的心思。我就告訴他，我不希望這部電影的配樂也特別“女孩”，就是想要一種男性的音樂進來平衡一下，看看會不會有什麼畫龍點睛的巧思在裡頭，但他還是拒絕了我。後來我找到侯孝賢導演的剪輯師廖慶松老師幫我做“說客”，林強老師這才答應下來。

我在和林強老師在探討的時候，主要是強調這部電影展現的是80年代中後期的歷史背景，那時剛好是要和新世紀接軌，所有的建築物都是辟裡啪啦地（舊建築在拆除），而新的建築物又同步在起來，所以需要他能提供一種建築時的音樂加入片中。林強老師最後給了我一個音樂叫《落花瓣》，大概有4分鍾，我把它放到電影最後的結尾那裡，我覺得太適合了，這就是所謂的畫龍點睛吧。

電影國際版海報

澎湃新聞：《女孩》在威尼斯影展展映的主海報，呈現的是林小麗從秘密花園孔洞中穿越的意象化再現，那個孔洞幻化成了花環的樣子，能談談這個設計的用意嗎？

舒淇：我覺得這個視覺效果特別有沖擊力。小麗其實一直想要看清楚阿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母親，但母親看小麗的眼神卻充滿了一種恐懼的未知。片中展現了小麗第一次穿過的孔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過去的母親，那個孔洞就像是時光隧道，連接了不同時空下兩個女性的命運。

澎湃新聞：在侯孝賢導演因健康原因退休後，你曾深情地呼吁“讓他自由自在生活”。如果此刻有機會向他展示《女孩》的成果，最想對他說的一句話是什麼？

舒淇：我不想過多地去打擾侯導的家人，但我已經跟侯導的兒子侯甫岳先生把這部電影所有的資料和成果都做了匯報，並且希望他可以在陪伴父親的時候，把這些講給侯孝賢導演聽……（眼圈微微泛紅）我想侯導也一定會收到這些 message的。

導演侯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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