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好的,罕见的,东亚家庭样本

日期: 2025-08-28 | 来源: 人物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中大
去年9月末，我参加了一场葬礼。逝者金松哲先生86岁，在他的葬礼上，54岁的女儿唐拉拉穿了一身暗绿色的连衣裙，其他的亲朋也都穿得花花绿绿，有穿紫色外套的，鲜橘色上衣的，棕色风衣的，还有白色、紫色、淡黄色的各式穿着——这是唐拉拉女士的要求，她明确地在父亲的讣告中写道：来者请穿着鲜艳的衣服。

葬礼上，唐拉拉还拒绝使用殡仪馆提供的胸前小白花，也不甘心只有黄色的、白色的菊花，她特地为来宾们准备了很多鲜红色的、粉红色的玫瑰花。而在葬礼之前，父亲生前最后停留在医院的时光，她信守此前父女间的约定，没有去ICU，没有插管，拒绝了一切创伤性抢救手段，主动撤掉了无创式呼吸机和维持生命的营养液，让父亲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安然离去。

但以上都不是这个故事的全貌，无论是对父亲善终权的尊重，还是那场花花绿绿的葬礼，这背后是一个在无条件的爱与信任中成长的普通女性——唐拉拉出生于1970年，在55年的人生中，她捧过铁饭碗，做过中学老师，在圆明园画家村穷困潦倒过，还在曾经的锤子科技做过公关，也做过广告文案、记者、民工小学老师，她说，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她都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而这一切，都源于她的家庭——这是一个极为少见的东亚家庭样本，在这个家庭中，每个人都拥有强大的爱的能力，并主动掌握着自己的生命。

以下故事根据唐拉拉本人讲述，以及她发布在个人公众号中的部分文章内容整理而成——

文｜周缦卿图｜受访者提供

爸爸走的那一天

死亡其实不是一瞬间的事，它是一个过程。

大概五六年前，有一年秋天，我爸流感了，发烧。我带他去医院，去的路上，我爸就开始给我留遗言，他以为自己快不行了。他说，反正人总会到这个时候，该走就走，不要抢救，更不要住ICU，绝对不要插管子，不要有任何创伤性的抢救，该走就走了，很自然，你要放手。

但那次他过来了，没事儿了，最近这四五年，他也是一直喊我顺其自然。他把后事也跟我交代得很清楚，想葬回老家的山上，不要墓地墓碑，就挖个坑埋骨灰，人来自大地，最后被大地吸收，他觉得特别好。但我不能接受，我说，我上哪儿祭拜？我愿意花墓地的钱。他说，墓地是给子孙后代留负担，你这代能来祭奠，再下一代勉强能来祭奠，再后面的人，不认识我是谁，没见过了，最后坟墓就是荒芜的，结局可能就是被丢到垃圾箱没有什么意义。

我还是不愿意，谈到这个，我都快急哭了，没有一个具体的地方让我献花敬酒，我很难接受，而且我想，埋在土里边，又湿又冷又阴又潮，我心里完全接受不了。但我爸说，人就来自土地，最后回归土地，不要有任何标记，多踏实。最后我终于豁然开朗了，和我爸在他的身后事上达成共识了。

去年我爸去世前陷入昏迷，当时医生告诉我，我爸身体的二氧化碳严重超标，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导致他会昏迷，不戴呼吸机，不做抢救的话，可能也就两三个小时。但我们肯定是不住ICU，要了一个单间，不做任何创伤性抢救。无创的面罩呼吸机我开始答应戴了，但勒着脸，很有压迫性，我硬撑了俩小时，终于还是不忍心让他难受，坚持让医生摘掉。医生说，不插管也不戴面罩的话，过不了今晚，我说那也不要。

那一晚上，我对着他聊了好多小时候的事儿，他其实是有意识的，有七八次，他都努力做出回应。第二天，医生给他输了营养液，上面会挂很多袋子，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我的儿子都都，他13岁，他问我，姥爷到底能不能醒来，我说，不可能醒来，我们在这样等时间。都都就说，那我们还挂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说，是没有意义，可能让姥爷再延续一点生命。但都都的话也点醒了我，如果挂这些东西，只能让他痛苦，后面的时间一直痛苦的话，有什么意义？

但真到了那一刻，我其实很纠结，内心仍然会经历这种矛盾的折磨：继续输液，是可能让他的生命多维持一段，但也就意味着让心肺衰竭、呼吸衰竭的爸爸多受一些时间的痛苦。可摘掉所有，就意味着亲手剥夺了他最后的生命时长，要怎么办？要做这个抉择真是太艰难了，心血管像打了结一样拧着劲儿地疼。

想起爸爸对我说过很多次的临终愿望，希望走的时候，没有任何痛苦，不抢救，不插任何管子，没有任何的嘈杂的声音。我就跟医生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撤了，这些液都不输了，两边的那些机器都撤了，医生跟我确认好多次，我坚持撤掉，撤掉了之后，我爸就长舒了一口气，他一下子就舒服了，清静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给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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