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殺"幸存者"的負罪感伴隨我一生
台北——2014年是天安門六四大屠殺25周年。隨著六四紀念日的臨近，美國之音推出大型系列采訪報道，請當年參與民運的學生領袖回顧六四。美國之音駐台北記者張佩芝專訪了六四民主運動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談談他對六四大屠殺的反思以及他過去25年來的心路歷程。
記者：吾爾開希先生，謝謝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天安門事件從發生到現在已經過了25年。回想改變您一生的那場運動，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吾爾開希：對任何一個人來講，這麼大規模的屠殺當然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想起那麼多年輕的生命在那天，為了共同的理想，曾經跟他們肩並肩走在一起，他們因為跟我們志同道合，就算跟我們不認識，但是也有如親兄弟姐妹般的這些人，還有很多支持我們的人，在六四那天，為了我們共同有過的理想和希望，而犧牲生命。
這個犧牲，會一直縈繞在我們頭腦之中。尤其我個人，在情緒處理上來講，這是一場大屠殺，很多人為此犧牲生命，可是我是那個號稱叫做組織者、領導人。如果我們是學生領袖，我們首先應該犧牲生命。這樣一種想法，恐怕會一直縈繞在我頭腦之中，這叫做幸存者的負罪感。幸存者的負罪感，也是回想25年前，以及25年以來，對我們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肯定會產生最大影響，留下最深刻記憶的東西。
當然也不只是這些悲傷的東西，回想25年前，也有相當興奮的、相當令人感覺希望的東西。雖然這場運動最後是以屠殺為終結，可是我想所有參加過的人都不會忘記4月27號的大游行。在人民日報426社論後，十幾萬學生上街游行，沖過重重警察封鎖線。在那一天，上百萬的北京市民，夾道歡迎，站在學生游行隊伍的兩邊，來表達完全支持的立場，那一天所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和希望，恐怕我這輩子也不會忘記。
吾爾開希：六四大屠殺幸存者的負罪感伴隨我一生 。（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記者：25年前的五月，您和王丹等人發起了絕食。王丹最近在臉書上說，運動主戰場因而從校園拉到天安門廣場，這是轉向學運的關鍵一步。是非功過，留給後人評說。您覺得這個舉措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
吾爾開希：全世界所有的群眾運動邏輯一樣，就是要施加壓力，所謂群眾集結，就是希望把自己變成一種壓力，我們希望向對手施加壓力，而且希望對手，就是中國政府，在面對壓力的時候，可以做出良性的選擇，就這麼簡單。世界上的群眾運動就是這樣的邏輯。
這場運動最早是小規模校園集會，慢慢走上街頭，參與胡耀邦的追悼會。然後看到自己可以有效地組織起來，成立學生組織，這個時候對手的反應是426社論，因此我們就有了427大游行。427大游行是成功順利的，因此給中共帶來極大的壓力，但是有一個多星期時間他們沒有任何反應，因此我們就組織了五四七十周年的大游行，再一次是極為成功的運動。
這樣的群眾壓力已經成形，已經在全中國范圍內得到響應。因此，那個時候我們就不再是個人的感覺，我們已經開始承擔歷史使命。我們必須把這個壓力繼續下去，迫使中國政府最後做出良性的選擇。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五四七十周年紀念活動發表講話，對學生的愛國情操表示肯定，對於學生指出問題表示歡迎，同時回應了學生提出的“對話”兩個字。
講到對話兩個字，我要很光榮地說，我個人感覺很自豪的是，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時，甚至更早，在4月19日晚上，4月20日凌晨，我做為學生發言人之一，我也是提出“對話”這個口號，“對話”這個口號最後真的成為八九學生運動最主要的一個口號。趙紫陽在這個時候表示接受、歡迎對話，從群眾運動的邏輯來講，這就是群眾運動施加壓力，對手做出的良性選項的表態。我們就等著下一步。
很遺憾，我們下一步看到何東昌，我們認為是相對保守的，反對改革的這批人，他出來組織所謂的對話。他組織的所謂的對話是什麼？他找了官方學生會，等於是一個虛假的對話，因此在我們看來是失敗的。我們絕不能在全中國范圍在427大游行，五四大游行後形成的壓力，到最後是被虛假的對話給消蝕掉這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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