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杀洋盘:"领导说是帮外国用户保管虚拟币"

日期: 2025-06-14 | 来源: 南方周末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中大
资金盘又称“互助盘”，操盘手允诺收益，不断拉人“投资”，用新人的投入填补老投资者的利息，直到崩盘，本质上是庞氏骗局。南方周末记者以同行交流名义联系上阿强（化名），他称在过去几年做过这种模式的“杀洋盘”。

2024年4月前，他所在的团队做过印度、南非和尼日利亚的资金盘。“（参与者）按收盘结余来算钱，（模式）像金字塔一样，必须要拉人头。”阿强记得，南非盘的参与者大约有1000人，印度盘约有13000人。作为基层业务员，他每拉一单，结算时能得到10%的提成。

不同于阿强的主动参与，一些从业者属于误入“杀洋盘”。

“会发擦一点边的照片，分享自己的生活。”2023年9月，大专毕业生常旭（化名）入职一家跨境电商公司，担任“引流客服”。常旭也是工科专业学生，就业考虑与周骏类似。入职后，公司给他配发了5部手机，让他经营Instagram和Facebook上的账号。

常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账号此前也由公司掌控，人设都是来自欧洲的年轻富裕白人女性。他每天像经营朋友圈一样，发几张公司提供的照片。每当有用户主动点赞、私聊，他就依照“话术本”与对方聊天，并让对方加上由公司“销售部门”控制的WhatsApp账号。

销售部门每加上一个用户，常旭就拿一份提成。可他并不知道公司到底在卖什么产品。他问经理，对方的回答总是模糊不清。“每天搞这些感觉很奇怪，有点像诈骗，我就没干了，但也不敢多问。”

如果销售部门做的是电信诈骗，常旭的“引流”工作就是行业里俗称的“粉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诈骗罪。这超出了他的认知，“没想过上个班还能被抓”。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在“杀洋盘”犯罪网络中，公司会严格控制基层员工了解更多组织信息，员工会被指派去完成单一的、重复性任务，更多资源则被上层管理人员掌握。“基层员工很像是犯罪工具。”一位熟悉“杀洋盘”及相关产业链的从业人员李菲（化名）说。

周骏在工作中得知，如果有人做得好，可以“分出去单干”，这意味自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诈骗团队，共享原有的操作平台，给公司上交提成。周骏的直属领导代号为“Micheal”，管理公司大小事务。Micheal往上是老板“力哥”，他只与Micheal联络，很少在办公室出现，“至于‘力哥’的上线我们只能道听途说，据说是与缅北的人联络的”。

这一情况得到阿强的印证。他说自己与公司老板是同乡，但老板也有上级。“据说他（老板上级）是从缅北回来后学了这套（指“杀洋盘”），他自己不做，只做抽点代理，同时投资好多个盘。”阿强没怎么见过这个上级，只看见有一次老板换了泰达币后，找他当面兑换现金。

阿强爱赚钱，也想赚钱，他说自己也想去国外继续干这行，但没有门路，出去也没人带。在一些社交平台的评论区，总会有一些账号在谈论“杀洋盘”等诈骗工作的页面下留言“求带”“求指路”。

南方周末记者以求职学生的名义给这些账号留言，询问他们的想法。一个账号回复说：“我是因为资源不行。（你）进一家公司先做着，积累经验，等同事离职，问他们去哪家公司做，好不好做，选择就多了。”谈到这种工作如果涉及违法要怎么办时，对方回答，这是风险问题，“被抓就是一锅端。”

湖南瀛启律师事务所律师龙意在看守所会见参与“杀洋盘”的当事人时，会觉得他们有一种“侥幸和逃避”。龙意归纳，这些当事人多为犯罪组织里的基层人员，出身农村，年龄不大，家庭条件普通，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不少当事人甚至还产生“骗外国人的钱不犯法”“这是爱国行为”的错误想法。

报案难，取证难

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凯代理过多起“杀洋盘”案件。在他看来，一些诈骗分子已经形成了做黑灰产的路径依赖，但近年面向国内的电信诈骗越来越难做，他们就把原来用于诈骗中国人的套路改用在外国人身上。与“杀猪盘”不同的是，“杀洋盘”的被害人由于在境外，难以向国内警方报案，因此这类案件的线索往往来源于公安机关主动排查或内部员工举报。

邓凯分析，在司法实践中，“杀洋盘”面临取证难的困境：“没有被害人报案，就很难证明他们（指被害人）是被骗而不是自愿。行骗时双方使用虚拟货币也难以追查。有的犯罪分子还会有意定期删除聊天记录，改换办公地点、交易平台和支付账户，因此即便有的公司做了挺久，也可能难以查明具体的涉案金额。”

在裁判文书网以“杀洋盘”“诈骗外国人”为关键词，可检索出超过40篇判决书。它们来自福建、湖南、广西、山东等省份的基层法院。这些团伙有的在境外犯案，也有的在境内犯案。与境外的电诈园区相比，国内诈骗公司的规模会很小，通常一家公司不超过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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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投资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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