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等年發債數百億美元,大學何以成為發債大戶?

日期: 2025-05-28 | 來源: 知識分子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哈佛 | 字體: 小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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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債創紀錄，特朗普的威脅堪比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

據第一財經，近期美國名校掀起了新一輪的發債潮。哈佛之外，耶魯大學本月擬發行8.5億美元的債券，其中包括3.5億美元的應稅債券。早在3月，西北大(专题)學發行5億美元債券，普林斯頓大學上月宣布發行3.2億應稅美元債券，麻省理工學院則在本月初發布了7.5億美元債券[9]。

《福布斯》報道，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高校共計發行了116億美元的市政債券，創下該領域的季度歷史新高。若將應稅債券一並計算，總額升至124億美元，是繼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171億美元）與2009年金融危機頂峰（125億美元）之後的第三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輪發債的主體高度集中在“信譽優良”的大學，90%的發債高校獲得了AAA或AA信用評級，高於去年同期的75%。換言之，正是那些原本最不缺錢的頂尖高校，正在率先大規模借債[10]。

高等教育體系對政策變動和宏觀風險的敏感，在歷史上已有先例。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捐贈基金大幅縮水，學校預算急劇收緊，哈佛不得不在短時間內借入25億美元以維持流動性。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面對住校教學中斷、繼續教育項目停擺等多重沖擊，校方再次依賴債券市場，發行5億美元的應稅債券用於“保障機構流動性”。

如今，在特朗普提出凍結聯邦資助的威脅陰影下，類似的壓力再次席卷高教系統，促使更多高校走上發債融資的道路。從高校的反應來看，這次的沖擊不亞於新冠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11]。

有人可能會疑惑，美國名校有著豐厚的捐贈基金，2024年哈佛大學捐贈基金總規模已達532億美元，為何在需要資金時不直接動用這筆財富？

原因之一在於這筆錢遠沒有外界想象的那麼靈活。以哈佛為例，其年度捐贈基金分配中，約70%受到捐贈條款約束，只有25%左右的部分可以由校董會自由支配。而即便是可用部分，也多投入了長期、不具流動性的資產，如私募股權、房地產、基礎設施等。如果選擇在市場低迷期折價變現，不僅成本高昂，也可能帶來資產配置結構上的沖擊。

相比之下，以較低利率進入債券市場、獲取充裕現金，成為一種更穩妥的短期調節機制。特別是在通脹相對緩和、大學信用等級仍高的窗口期，發債成本遠低於割肉式的資產變現。這也是為什麼明明大環境不確定性非常強，名校還紛紛借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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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債務買單的學生

美國高校發債能力的持續擴張，不僅與其非營利法人身份和稅收機制相關，也與當代高等教育制度的運作邏輯密切相關。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州對公立大學的財政撥款普遍趨於緊縮。面對預算縮水，許多高校也在尋找新的資金來源來維持運營與擴張。

從用途上看，這些債券資金，一部分用於老舊設施的維修和教學空間的改造，但更多的支出指向了校園“升級”，建設帶泳池的學生宿舍、橄欖球場、圖書館、健身中心、學生娛樂中心，或是投資海外校區。

表面上看，這是高校硬件實力的提升，實則是競爭邏輯主導下的結果。隨著各州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減少，為高等教育買單的是學生和他們的家庭。在招生競爭激烈的背景下，學校之間愈發重視可見的校園環境，特別是那些能吸引能夠負擔高學費的州外生和國際學生的設施。

密蘇裡大學的研究發現，雖然債務融資帶來了校園設施的擴張和升級，但這並未轉化為教育質量的顯著提升。換句話說，債務支出更多用於改善可見的物理環境，而非加強教學與學術研究本身。

在財務層面，隨著債務比例上升，新增資金優先流向了服務性的支出，用於學術的預算占比則相對下降。最直接的體現之一是宿舍建設的擴張，這一擴張並非出於應對學生總數增長的需求，而是為了吸引更願意支付高昂費用的州外學生。這使得原本定位為公共服務機構的大學，越來越像是做一門高檔社區的房地產生意[13]。

明尼蘇達大學的“運動員村”（Athletes Village）是一個縮影。這座32萬平方英尺、造價高達1.66億美元的混凝土建築群，集訓練、康復、教學和休閒等多功能於一體，被視為該校吸引優秀運動員的重要基礎設施。為了籌措建設資金，明大效仿許多同行，發行了4.25億美元的AA級債券，運動員村成為其中最大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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