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亞娜:在海外四通橋聲援運動中,我們這樣克服恐懼

日期: 2025-05-15 | 來源: 歪腦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在北京四通橋抗議引發了海外大規模的聲援浪潮後，我們也加入了校園貼標語海報的活動。我托一個坐辦公室的朋友打印了三十多張海報，備好了膠帶和剪刀，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個在曼尼托巴大學讀書的朋友去了她的學校。

我們輾轉於校園的各個學科大樓、步行通道、公交車站和學生中心，尋找合適的位置。朋友顯得非常緊張，她說她特意穿得低調，戴著帽子和口罩，選了個黑色長款羽絨服把自己全身裹住，又數次自語：“反而更顯眼了。”

她左顧右盼，心神不寧，低聲細語，生怕被路過的人發現。當我們在一間正在上課的教室門口的布告欄上貼海報的時候，她催促我快走，因為教室裡正對我們的位置坐著一個東亞人長相的學生，她擔心那人是中國人，已經“目擊”到我們。當我提議要去中國學生最多的商學院貼海報的時候，她有些抗拒，直言中國人讓她很害怕。

在轉場的路上我問她是在恐懼什麼。她的答案並不讓人意外——怕和中國“愛國”學生起沖突，怕被ta們曝光和舉報，怕影響到身在國內的父母和親朋。

關於極權無遠弗屆的威脅和監視，我早已深有體會。它時不時就跳出來，提醒你無法脫離它的掌控。就在今年夏天，我還因為某個自己可能被“盯上”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又因為出現這種恐慌情緒而更加感到挫敗。就像是突然被拉回了2019年香港運動期間，我在國內遭遇國安騷擾後那種失魂落魄的狀態裡，什麼都沒改變。我實在不明白，時間已經過去了那麼久，我已經身在萬裡之外的另一個自由的國度，為什麼這種恐懼還是沒有放過我？為什麼它仍然可以穿越時空，一下子便捕獲我的心神？

我明白這種恐懼是被誇大的。極權依靠人們內化的、自發的、膨脹無度的恐懼感實施控制。而被閹割、被去權、被孤立、時刻保持自我審查，就是當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出廠設置。我的朋友還很年輕，剛剛大學畢業後從國內出來，之前從未參加過類似的行動，只是有在朋友圈關注女權等議題。當我問她要不要一起去貼海報時，她立刻就答應下來。“太棒了！”她說。

我告訴了她一個管理恐懼的方法：“一般我會看著那些比我更勇敢、沖在更前面的人，ta們的遭遇有助於讓我評估自己的風險。你可以看著我，如果我沒出什麼問題，你就暫時不用擔心。”

這個方法聽上去有點缺德，似乎我們是借著他人的犧牲來給自己劃定安全的紅線；其實這種“紅線”本就是子虛烏有的妄想，我們對“幸存”的慶幸裡包含了太多的僥幸心態。而且，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規避風險上，就會不斷規訓自己做事的尺度，也限制了行動的空間。

可是，作為一個在母國從未以公民的方式參與過政治的新手，剛開始在自由社會裡行動，就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跳進海裡，需要套個游泳圈來獲得一些信心和掌控力。為更多後來人降低政治參與的門檻，也是我的責任。畢竟當年我也是靠觀察那些女權行動先驅而成長起來的。她們的實踐使得我有路可循，與她們的差距常常鞭策我做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她們在被一次次打壓後堅持行動的韌性，照亮了我無形的恐懼。我們在這個過程裡形成了聯結，拓展了彼此能力的邊界，並被一種道德義務綁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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