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新華社內參:延安已經餓了十好幾年

日期: 2025-04-24 | 來源: 輝煌新說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1980年3月，北國大地春意萌發、冰雪消融。四位新華社記者奔赴西北，開始了為期近半年的黃土高原農村調查。他們寫下大量的“內參報道”，供中央最高決策層參考。這裡，是其中的一部分。

走到上一層的窯洞裡，只見一個幹瘦如柴的老頭，縮著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說，他就是高文秀老漢。我們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爛氈，角上堆著兩條破被。

一個入黨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淒涼，我們一時語塞鼻酸，說不出話來。

還是高老漢首先開口，問我們從何處來。一聽說我們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老淚就順著臉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咽著說：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著俺們……

在一陣沉默之後，我們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說：“不瞞你同志，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

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一人又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

延安要飯的大大減少了

我們從太原西行到呂梁山區，再西渡黃河到陝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鹹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逛街頭、串飯店，討飯的人比前幾年少多了——一般縣城裡都只有一兩個、兩三個要飯的。其中延安的變化，尤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們曾經訪問過延安。

當時，延安街頭討飯人數之多、情景之慘，給我們留下了痛心徹骨的印象。記得那次我們在東關附近的一家食堂觀察了半小時，就看到十七個討飯的。在另一家食堂門口，坐著一個瞎眼老漢，手裡端著一只飯碗，不住有氣無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這個老漢名叫劉玉發，是姚店公社紙坊生產隊的人，已經七十五歲了。年前隊裡照顧他一百五十斤原糧，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頭。三伏天，他下身還穿著去年冬季國家救濟的一條舊黃軍棉褲。

緊挨著老漢還坐著一位雙手殘廢的中年人，聽劉老漢向我們訴說苦情，同病相憐，兩眼珠淚滾滾。

這些人白天沿街乞討，晚上就露宿在街道兩旁的屋簷下。一天夜間，我們到清涼山上原延安解放日報社門口轉了一趟，只見大門兩側的人行道上，橫七豎八地睡著五十多個要飯的人。幸而時屆盛夏，要在嚴冬那該是何等的悲慘！

可是，沿街乞討、露宿街頭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聖地，來此觀瞻的外賓很多，每逢外賓到來之前，公安人員都要一齊出動，將流落街頭的討飯人集中到寶塔山下的收容所裡，再遣返回去。

為了防止討飯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轎車。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飯，車剛一停，年輕人和大一點的孩子便紛紛從窗口鑽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車還沒有回來，這些人已經再次在延安街頭出現了。有的人還跟公安人員頂嘴，毛主席、共產黨哪一條政策規定不准要飯，沒有糧吃就該在家裡等著餓死嗎？公安人員無言可答。

要飯的人遣返不完，是因為農村實在沒有糧了。據地委的同志講，當時延安地區有三分之一農民吃糠，還有一部分農民連糠也吃不上了。各縣糧食加工廠的麩皮、谷殼大部分返銷了回去。糧食部門還作了臨時規定：一斤糧可以換麩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員拿國家的返銷糧去換一部分麩皮和谷皮，但這也並不能敞開換，要走後門才行。什麼門路也沒有的農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後，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這一次，我們再訪延安，情況大為好轉。6月13日下午，我們在延安街頭串了八家飯店和十幾個飯攤，一共只遇到八個要飯的。

在寶塔山下的收容所裡，所長高正謙告訴我們，粉碎“四人幫”以來，收容人數與年俱減：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減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減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數的急劇下降，表明陝北的農民已經從貧困饑餓的“深溝”裡，開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飯的大大減少了的消息傳到北京，人人皆感興奮。作為時代腳印的記錄者，我們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動。然而，激動之余，心裡又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十一個年頭，我們還要把要飯人數的多寡當做一把尺子，去衡量農村形勢的好壞，這是多麼令人心酸的標准呵！

“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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