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中的众声喧哗

_NEWSDATE: 2025-04-20 | News by: 水木法学网络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这样的观念由于将女性当作可予转让的财物，自然难以见容于现代的法律体系。但凡知道要点体面，不以粗鄙与反文明为荣，就不可能在制度层面认可与接纳前述的观念。也因此，即便在性观念与价值取向的问题上偏于保守，按我国刑法界的主流立场，订婚由于在法律上没什么实质意义，双方之间并未就此进入婚姻，仍只是男女朋友关系；故而，如果男方违背女方的意志，强制性地与女方发生性行为，自然可以成立强奸罪。

一种在现代法治逻辑看来不应存在争议的处理路径，却在网络上引发滔天的怒火，也造成舆论场的撕裂。大清灭亡一百多年了，还在争论订婚后的强制性行为能否构成强奸，着实是魔幻得很。面对网络世界汹涌的民意，办案机关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披露案件中涉及个人隐私的诸多细节，本以为能就此平息舆论，不料反而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

可以说，舆论场的撕裂无从弥合。说到底，这不仅是观念的冲突，更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尖锐对立：究竟是按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承认女性是享有性自主权的独立主体，还是延续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将女性客体化而视为附属于男性的物品。

三

在古代社会，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财物，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宣告的便是男性的主权。也因此，法律制度上会保护父权与夫权，肯定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权，并发展相应的文化来进行加持。出嫁之前，父亲对女儿享有支配权；出嫁之后，丈夫对妻子获得支配权。丈夫对妻子的支配权中，自然就包含性方面的支配权。

与之相应，古代社会法律保护女性的性贞洁，是认定强奸罪真正的被害人是男性。所谓的贞洁，对女性自身而言没什么意义，只有对作为权利主体的男性才有价值。依据这种逻辑，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被强奸，对于男性来说意味着自己的财物被玷污。当前社会中司空见惯的观念，即认为女性只要被强奸就是被玷污，就是身子不干净被弄脏了，便是男权社会为强化女性的物化地位而输出的文化支持。认清这其中的缘由，便会意识到“被强奸被玷污”是男权主义强加的观念。

然而，即便在古代社会，只是存在订婚而尚未进入婚姻，也不会承认未婚夫对已订婚的女子取得性的支配权。相反，未婚夫对未婚妻实施强制的性行为，往往会受到正式制度的惩罚。这当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自身，而是为了保护作父亲的男性的主权。理由很简单，女子未出嫁之前从属于其父亲，只有正式地与某位男子缔结婚姻，才代表着权利主体更替的完成。此后，该女子才会被认为是这位男子的所属物，后者可以对前者在性方面予取予夺。

就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而言，如果放在古代社会，订婚的双方之间发生婚前的性行为，不要说是基于强制，便是自愿也是不被允许的。围绕该案，当为数众多的人们认为，涉案的男子有权对收取彩礼的女方实施强制的性行为时，究其心理，分明是既想霸占古代社会的红利，也就是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的附属物，又想获取现代社会的红利，也就是婚前发生性行为是可被接受的。既要将女性置于类似财物的位置，不愿承认女性是独立主体，又要在这个“财物”转让之前，就能肆意地行使作为主人的支配权，两头的红利都要可尽吃。这白日梦，确实做得挺美。要怎样的无知与贪婪，才会这么一厢情愿一门心思地既要又要，还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我之前批评某些人还生活在大清朝，后脑拖着丑陋的辫子而不自知。认真想来，批评持前述观念的人是生活在大清朝，很可能是侮辱了清朝人。因为清朝人都不会在对作为“财物”的女性完成所有权转移（借助结婚的形式）之前，就敢于宣示对未婚妻的性支配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想当然地宣扬订婚收受彩礼后女方就有配合性交义务的人们，根本是在背离文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不自知。可惜，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要说是在现代社会，就是穿越回古代社会，也不可能让你实现这样的黄粱美梦。

无论某些人多么地不情愿，在两性关系的问题上，时代终究是已经变了。文明固然脆弱，有时可能会被野蛮所征服，但她就像一粒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会焕发强大的生命力。从刑法的专业角度来说，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谈不上是疑难案件，其间并不涉及多深刻的法理；但是，在一个很多人连法律设定的最低标准都无法对齐的社会里，两审法院做出的有罪判决有其积极的意义。每一次正义的审判，都是对文明的用心呵护。野蛮的力量阻挡得了一时，却绝不可能扼杀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

202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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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情感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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