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諾拉》最差的奧斯卡最佳影片?
即便拿《阿諾拉》與肖恩·貝克八九年前的作品《佛羅裡達樂園》和《橘色》對比，也能發現它可怕的單一扁平化傾向。對一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的群像呈現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筋的類型化劇情；對人物較為細膩多面的刻畫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符號化的刻板印象復讀。
我今生與最多觀眾同場觀看的電影，是昆汀·塔倫蒂諾的《好萊塢往事》在戛納電影節盧米埃爾大劇院的第二場放映。此劇院能容納近2300人；與業內人士雲集的首場放映相比，第二場放映的影迷濃度明顯高很多。費盡力氣才搶到票的觀眾，對影片的實時反響非常熱烈，尤其是當女演員麥琪·麥迪森帶領的嬉皮士小隊大鬧布拉德·皮特所飾角色暫住的大客廳，並與後者大打出手時，現場氣氛在哄笑、倒吸涼氣和驚呼之間不停轉換，演員的鮮活能量顯然沖出了銀幕。
美國獨立導演肖恩·貝克大概不在那次放映現場，但他曾親自承認：正是麥迪森在《好萊塢往事》中展現的能量，讓他決定選她為其新作《阿諾拉》的主演。這部電影的成功也像是早已命中注定：同樣有著麥迪森大鬧客廳的場面、在《好萊塢往事》首映的劇院裡拿到了金棕櫚大獎，而在今年3月2日的奧斯卡頒獎禮上，貝克則從塔倫蒂諾的手裡拿過了最佳導演獎，影片還在當晚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剪輯獎。電影史的書寫軌跡就是這麼神秘莫測，卻又有跡可循。
▲電影《阿諾拉》劇照
01 電影的工具化
《阿諾拉》無疑是所有2024年電影中最大的獎項贏家：通吃戛納和奧斯卡大獎的電影，縱觀影史也沒多少，上一部是五年前的《寄生蟲》，再上一部則要追溯到1956年。但近些年的電影產業趨勢，總讓我們感到這樣的例子會在未來愈發頻繁地出現，而這不是個好兆頭。
奧斯卡曾經是大眾與小眾品味的交叉點。像我們熟知的《卡薩布蘭卡》《教父》和《泰坦尼克號》等片，藝術水准不可謂不低，但它們的更可貴之處在於達到了藝術與商業之間的平衡，使電影產業可以良性運轉下去。而即便在《寄生蟲》獲獎的2020年，九部提名最佳影片的作品中也有五部（《好萊塢往事》《極速車王》《1917》《小丑》《小婦人》）本土票房超過1億美元。但在本屆奧斯卡的十部最佳影片提名電影裡，只有五部全球票房突破5000萬美元，大贏家《阿諾拉》的全球票房則僅僅4000萬美元。這種商業頹勢足以解釋本屆奧斯卡頒獎禮的冰點收視率。
票房下跌，與好萊塢對影院的局部放棄有很大關系。如今一部美國電影的院線上映與流媒體上線時間經常只間隔一兩周，影院對觀眾的誘惑力因此降低，影片的國民討論度也因此急劇下降，變成了小圈子當中原子化的自娛自樂。
反過來看，這種現象也使得電影人的創作維度變得更加單一，影片的工具化屬性也愈發明顯。當一位導演拍攝一部需要取悅最大多數觀眾的影片時，需要對不同人群的口味做調和，需要對自身創作立場做平衡，影片或許會因此變溫吞，但它的包容度也會因此提高。而在大眾市場急劇萎縮的產業現狀中，一部影片更容易變成專攻某個電影節和特定觀眾群體所好的問題答卷，它作為作品的廣度、深度和深思熟慮度都會因此遭受負面影響，最終的整體品質也必然會下降。
以上論述只是泛泛而談，不特殊針對《阿諾拉》這部電影。但即便拿它與肖恩·貝克八九年前的作品《佛羅裡達樂園》和《橘色》對比，也能發現它可怕的單一扁平化傾向。對一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的群像呈現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筋的類型化劇情；對人物較為細膩多面的刻畫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符號化的刻板印象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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