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房客:一場針對中國留學生的連環犯罪

日期: 2025-01-15 |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留學生 | 字體: 小中大
2024年11月15日，德國黑森州刑偵局會同聯邦刑警總局、法蘭克福市警察局等機構聯合偵破4起針對中國女性的強奸案，在黑森州大蓋勞地區抓獲一名43歲的中國籍嫌疑人。

根據德國警方發布的消息，嫌疑人張大鵬冒充女性，通過社交平台的招租廣告，以租房、預約民宿的名義前往受害者招租的住所並實施性侵。

2024年1月以來，已在3座城市接連犯下4起案件。據知情人透露，4名被侵害的女性裡，至少有3名為在德國就讀的中國女留學生。

轉租房子和招沙發客在德國留學生群體中很常見。德國公立大學教育是免費的，許多來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家境並不富裕，需要靠轉租或招沙發客貼補開銷。

在德國，政府非常注重個體隱私保護，公共街道缺少攝像頭，警方也無法輕易獲取到網絡平台的用戶數據；如果危險發生在私密的出租屋，受害者往往面臨取證和追蹤罪犯的困難。

在德國有20多年生活經驗、熟悉德國社會規則的張大鵬正是利用這些社會運轉縫隙，有計劃實施了犯罪。

10個月4起案件

2024年9月，在德國留學的馮佳在德國華人同城群裡讀到一條消息：德國黑森州警局用中、英、德三種語言發布了警情通告，提醒中國女性謹防一名很可能是中國籍的連環強奸案犯，並表示已經接到多起報案。

德國警情通報（滑動查看）警方在通告中透露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此人慣用的作案手段是通過網絡，特別是相關社交平台上的廣告，有目的地尋獵年輕的中國女子。

根據已知的多起案情，案犯以尋找住房或過夜機會為由，預約見面看房。先是在網上與受害者取得聯系，表示有意租買，見面後實施性侵。在網上，此人也以女性身份與人進行交流。”

警方建議個人在接待看房者時要找他人陪同，而不是獨自在場，並開通了中文熱線來幫助受害者。

這條罕見又鄭重的警情通報很快在留學生群裡引發了議論，大家又驚愕又憤怒。

馮佳告訴本刊，通過微信群和小紅書發帖招沙發客和轉租房子，是德國留學生當中常見的做法，主要是為了緩解房租壓力。

為防止出現危險，女留學生在招租時，一般會在帖子裡“限女生”，並默認這是一個排除風險的要求。馮佳猜想犯罪嫌疑人假扮女性聯系受害者，就是為了讓對方放松警惕。馮佳提到，一般在招租時，留學生們會在帖子裡說明自己是否獨居，並介紹房況、房子所在的大致位置，這些信息可能給犯罪嫌疑人提供了衡量作案風險的依據。

再次看到相關的信息是在兩個月後。2024年11月15日，法蘭克福檢察院高級檢察官多米尼克·米斯（Dominik Mies）在給媒體的公開通報中稱，11月14日，警方在黑森州大蓋勞地區逮捕了一名43歲的中國籍男子。這名嫌疑人被指控在多次看房過程中性侵中國女性，幾名女性的年齡在19歲至33歲之間。

共有4起已知的案件，最早的一起發生在2024年1月。其中兩起發生在法蘭克福，另外兩起發生在哥廷根和曼海姆。三座城市分屬三個不同州，處於中間的法蘭克福是德國的金融和交通中心，在德國西部的黑森州境內；哥廷根位於法蘭克福東北約200公裡處，是下薩克森州的一座大學城；曼海姆在法蘭克福南部約80公裡處，是巴登-符騰堡州的一座大學城。據知情人透露，受害者至少3名是在德的中國女性留學生。

高級檢察官多米尼克·米斯12月4日回復本刊的郵件問詢時稱，犯罪嫌疑人自11月15日起已被羈押候審。“對於每起指控，嫌疑人將面臨不少於3年的有期徒刑。針對這4起案件，法庭將會綜合判決出一個總刑期。調查仍在繼續，目前尚無法預測何時結束。”

《難以置信》劇照

據知情人透露，第一起案件發生後，受害者就已經報警，並向警方提供了與嫌疑人在社交平台的聊天記錄以及嫌疑人的賬號，但案件處理的速度一直很慢。而在這個過程中，嫌疑人還在繼續實施犯罪行為。

德國執證律師高森向本刊介紹，德國是世界上個人數據保護最嚴格的國家之一，相關法律包括德國《聯邦數據保護法》（BDSG）和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不僅要求私人機構，也要求公共機構保護個人數據，對公權力機關調用個人網絡數據有嚴格的規定，這可能影響到辦案效率。“辦案時德國警方是可以跟平台去要用戶數據的，但很難強制讓平台尤其是海外平台執行這個要求。”同樣是出於個人隱私保護的原因，德國國內監控覆蓋范圍比較小，這也給追蹤罪犯帶來挑戰。

高森說：“德國民眾對攝像頭是比較排斥的。”德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德國大概有130萬個監控攝像頭，只有英國攝像頭數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安裝監控需要法律授權，集中在機場、車站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當性侵案件發生在住宅區，缺少第三方人證，追蹤犯罪嫌疑人就變得更加困難。頻繁使用相似作案手法的嫌疑人，顯然是熟知這一點。

嫌疑人

根據德國媒體的報道，案件嫌疑人名為Dapeng Z.，在法蘭克福附近勞恩海姆市的一家車企工作。本刊聯系到嫌疑人的前女友關雯雯，確認嫌疑人的中文名為張大鵬。

2024年11月15日，法蘭克福檢察院高級檢察官多米尼克·米斯對德國媒體表示，警方最終是通過評估“無線電信號定位和在線平台上的賬戶”，確定了這名43歲男子的身份，並且進行了DNA分析。

同一天，中國駐德國法蘭克福總領館發文稱，這次案件偵破是中德雙方通力配合的結果。中國駐法蘭克福總領館的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2024年9月底，總領館在與法蘭克福市警察局進行日常警務交流時獲悉該系列強奸，發現案犯專門針對在德中國女性，連環作案，作案時間跨度近10個月仍未破獲，嚴重威脅在德中國女性的人身安全。

綜合考慮情況，總領館將案件立刻列為全館優先處理的重大事項；並針對嫌疑人和受害人都是中國人，作案使用了微信或小紅書中文平台這一案情特點，中國警方憑借其在語言、文化、平台管理以及辦案經驗等方面的優勢，為德國警方破案提供重要協助。

在職場社交平台領英的個人主頁上，張大鵬的頭像是一張職業半身照，他光頭，戴著玳瑁色的窄框眼鏡，一身黑色西服配黑色領帶，看起來像是一個老練的職場白領。主頁信息顯示他居住在黑森州的法蘭克福，在一家跑車生產商路特斯（Lotus）擔任計算機技術相關的職位，工作內容包括管理公司的網絡基礎設施、保障網絡安全、維護研發系統等等。1998年到2002年，他在哈爾濱某大學修讀土木工程本科，之後在德國讀語言班，2005年到2014年在德國圖賓根大學學習計算機專業，讀的是德國舊學制下的Diplom學位（相當於本碩連讀），畢業後一直從事計算機技術相關的工作。截至第一起案件發生時，張大鵬已經在德國生活超過20年。

網傳犯罪嫌疑人的領英界面

關雯雯告訴本刊，張大鵬的老家在吉林的一個小縣城，家庭經濟條件在當地屬於中上，“有好幾套房產和鋪面”。2002年，張大鵬大學畢業時，同級學生裡出國留學的還不多。

張大鵬的一個親戚是做建築行業的，建議張大鵬去德國學建築。能去德國這個老牌發達國家留學、工作，是受老鄉羨慕的，關雯雯記得張大鵬家人談起這個“小地方”走出來的留德兒子總是溢滿驕傲，能滔滔不絕地誇贊幾個小時——盡管張大鵬在德國華人圈內履歷算不上出類拔萃。工作剛滿一年，張大鵬還沒有什麼積蓄，家人就出錢幫助他在德國買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10萬歐元，還有20多萬歐元的貸款。關雯雯與張大鵬通過網絡相識，談過4年的戀愛，之後兩人還保持著偶爾的聯絡。看到張大鵬性侵的新聞，關雯雯的第一反應是不相信，“以為是惡作劇”。

關雯雯回憶，現實中張大鵬是一個比較“悶”的人，不擅長跟陌生人打交道，在陌生人面前總是顯得很木訥，有時還會緊張，“說話就跟擠牙膏一樣，問啥答啥”，還有點不敢直視別人，最好的朋友是在德國大學裡認識的兩三人。2014年碩士畢業後，整整一年時間，張大鵬求職一無所獲，“他的學校和學位都還不錯，但是他跟人溝通的時候，不知道是害羞還是沒有自信，面試老過不了”。後來，還是關雯雯通過自己的朋友關系，把張大鵬介紹到華人公司工作。

關雯雯印象中，親密關系裡張大鵬也回避溝通，比如他時常會把日常瑣事中的不滿壓在心裡，等積攢到一定程度了才突然“爆發出來”。有一次，關雯雯在家辦公時吃了張大鵬打包回家的飯。一兩個月之後，在一次爭吵中，張大鵬突然提起這件事，告訴關雯雯那份飯也包含他自己的一份，但關雯雯沒有留給他。“你就覺得莫名其妙。當時吃完飯他就打游戲去了，你看不出他不開心。”“長期這樣的話肯定是不行的，兩個人缺乏溝通。”

與現實中的沉默形成極大反差的，是張大鵬在網上的活躍。張大鵬經常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分享風景攝影作品和技巧，還是好幾個德國攝影愛好者群的群主。案件公開之後，這些攝影群裡的人都很震驚。“大家都覺得至少他對攝影是認真的，是真喜歡的。”一名群裡的成員告訴本刊。在小紅書等手機應用火起來之前，德國華人流行上德國論壇“萍聚”，張大鵬也在那裡留下了活躍過的痕跡。張大鵬的論壇主頁顯示，從2007年到2022年，他總共創建了110條帖子，回帖1896次，在線了2390小時，屬於論壇裡具有高級別功能權限的用戶類型“高級金領”。

網傳犯罪嫌疑人的小紅書賬號發布內容

關雯雯記得，自己最初對張大鵬的好感就來自他在網上表現出的體貼和主動。“他網上沒有害羞，屬於那種很能放得開的，表現得好像很心疼你。他有個‘二哈’（哈士奇）的外號，我說我生氣了，他就說自己耳朵已經豎起來在聽。非常懂得去博得女孩的歡心。”但張大鵬的網絡聊天技巧並不只用在女友身上。有一次，關雯雯曾撞破張大鵬用國內交友軟件“陌陌”和其他女性聊天，“他躲在廁所裡跟一個女孩在打電話”。第二天張大鵬上班把智能手表落在家裡，關雯雯就在手表裡查看了張大鵬的聊天記錄，其中有女生跟張大鵬提到自己“可能懷孕了”。一怒之下，關雯雯搬離了張大鵬家。這並不是張大鵬第一次對伴侶不忠。

在最開始向關雯雯示好時，張大鵬還沒有結束第一段婚姻，他告訴關雯雯他已經決定要離婚了，並且給關雯雯發了自己和妻子爭執的聊天記錄。兩次“出軌”的經歷讓關雯雯覺得張大鵬“不是一個對關系負責任的人”。但張大鵬卻有一個明確的“40歲之前”結婚計劃。關雯雯覺得，張大鵬在親密關系中更多是在尋求“一起玩”的伴兒，是在家裡長輩的催促和傳統觀念下，他才兩次進入婚姻。

“真空”中的留學生

關於張大鵬作案的原因，德國高級檢察官多米尼克·米斯2024年12月4日在回復本刊的郵件時提到，“調查還在繼續”。但從張大鵬幾起已知案件的作案手法來看，將尋獵目標定為留學生群體，既依賴於他在德國生活20年的經驗以及他對當地社會運行規則的了解，還有曾經作為留學生的他，對留學生群體的熟稔。

德國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大學城”——城市依大學而建，主校區就是城市中心，而大學的教學樓、學生公寓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走街串巷的時候，不經意抬頭就能看到學校標志。像此次張大鵬作案的三座城市裡，哥廷根和曼海姆都是典型的大學城。以哥廷根為例，12萬居民當中有四分之一是大學生。一名留學生告訴本刊，不少留學生來到德國後社交圈子挺“幹淨”，很少對一些危險設防。

曼海姆大學城，曼海姆是案發的三座城市之一

另外，在留學圈，德國最突出的亮點是免學費。區別於動輒需要付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人民幣學費的英美澳，中國學生到德國的頂尖公立大學讀本科、研究生都不用交學費，只需要每個學期繳納一些注冊費和社會保險費，大約在200〜300歐元（約合人民幣1500〜2300元）。這決定了德國的留學生當中，家境不富裕的學生占比很大。馮佳說自己就是畢業後工作了一年攢夠生活費才來到德國的。

馮佳告訴本刊，留學生如果住在學生公寓，每月需要300多歐元（約合人民幣2300元），但學校住宿緊張，如果學生公寓到期或者沒抽中，則要花上大約500歐元（約合人民幣3800元）在校外租房，是日常開銷的大頭，而將房子短期出租或者招沙發客可獲得每天10〜20歐元的收入，可以彌補房租的花銷。而且招短期房客很容易，近年來由於新建房少而移民激增，德國長租房源短缺嚴重，多名留學生告訴本刊，租房就像“應聘”，甚至要拿著個人履歷和收入證明找房東“面試”，一間房子掛出來之後，幾十個人競爭是常有的事，找房時間可能長達數月。沒租到房子的留學生，就需要一個租期靈活的過渡住所。不過在看到警方在通告中建議大家不要獨自接待看房的客人，要找第三人陪同，不少留學生的第一反應是，“這真的能實現嗎？”

留學生陳蔚告訴本刊，在德國的留學生很多都選擇獨居。周睿睿是德國漢堡大學的社會和經濟學院講師，她告訴本刊：“德國社會本身就非常分散，這跟它歷史也有關系。它沒有一個中心，像英國有倫敦，法國有巴黎，這些中心聚集著該國絕大多數華人，但是在德國沒有這樣的中心，所以華人居住比較分散。”這帶來的直接影響是，“華人在德國社會具備的支持網絡一直是相對比較薄弱的”。

2024年3月20日，路人在德國柏林的一家房地產公司門口看公寓廣告。

近年來由於新建房少而移民激增，德國長租房源短缺嚴重

“我所在的小城市中國留學生很少，大家住得分散，公共交通也不方便，我們都習慣了單槍匹馬地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很難說叫上一個朋友，他就能馬上出現。”陳蔚說。

一位留學生告訴本刊，身邊的中國同學或多或少都嘗試過交德國朋友、融入德國社會，但遇到很多坎，其中一大問題是語言，大部分中國留學生的德語，都是在留學前花一兩年速成的。“如果德語說不流暢，對方表現出不耐煩，很容易打消掉你嘗試講德語的積極性。即便德語說得好，也可能缺少共同話題。比如一些中國網絡上流行的梗，只有中國同學能聊起來。”

她表示，自己身邊很多留學生德語都不太好，只夠剛好應付考試和日常交流，一是因為德語難學，另外也是跟大家的生涯規劃有關，比如有同學計劃在德國留學後回國工作，將來用不上德語，所以沒有把學德語看得很重。馮佳注意到，她身邊的很多留學生都是在2010年德國學制改革之後來德國的。

2010年以前，德國的舊學制原本沒有本科和碩士的區分，只有Diplom學位，至少需要讀5年，而且要求中國學生先在國內大學讀過本科才能申請。2010年前後，德國完成了一項叫“博洛尼亞進程”的教育改革，分出了本科和碩士兩種學位，相當於學制跟國際接了軌，德國學位在中國的認證、轉換都更方便了，這大幅提升了德國高校對中國學生的吸引力。

根據德國駐華使館及留德人員審核部的相關數據，在2014年，有上萬名中國學生以留學為目的前往德國，這個數字較2009年翻了近一倍。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和德國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中心（DZHW）的數據顯示，2016年，在德國中國留學生總數首次突破3萬，在那之後，中國也連續7年位居德國第一大國際生來源國。

在周睿睿看來，出生在1995年後的留學生，與2000年前後就去德國的那一代留學生在留學心態上已經有所不同，後者會想盡一切辦法在德國扎根，融入當地；前者則更多是把德國當成一個取得學位或者豐富人生體驗的地方，這會帶來兩者在德國融入程度上的差異。“

社會經濟的變化是一個很大的因素。之前很多人出國來留學，就是為了一個更好的生活。”張大鵬從國內大學畢業、准備出國的2002年，德國的GDP為2.078萬億美元，而中國只有1.471萬億美元。“但是現在確實不是這個樣子了，因為中國發展很快。你在大城市生活，生活質量已經和歐洲城市接近。國內還有父母，根基在那裡，生活可以過得很幸福，不用自己從零開始打拼。”

周睿睿覺得，在低濃度的融入下，留學生對一些德國本地的規則和機構會比較陌生，難以從這些機構獲得社會層面的支持。在德國，民間公益機構除了為受害者提供幫助，也對反性暴力犯罪采取了很多預防性的措施，但這些措施不易觸達一般留學生。陳蔚長期在德國一家反性暴力公益機構擔任志願者，是機構裡唯一一個外國人，她發現德國非常重視對本國公民的反性暴力教育。有一次陳蔚在火車站被流浪漢跟蹤，她下意識地用培訓裡教的方法，大聲喊“不”喝退對方，成功擺脫了危險。這些志願活動讓陳蔚對當地存在的犯罪案例、風險點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讓陳蔚覺得很遺憾的是，這些信息普及都發生在德國的中小學、城市廣場或市政廳，很少走進大學，而且是用德語進行，除非是特意關注此類活動，一般留學生不常接觸到。

在課堂之外，大多數留學生還是會回到中文世界，在中文社交媒體上查信息、交朋友。馮佳覺得招沙發客其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自己的孤獨。“我最初是出於經濟上的需要，不過隨著遇到一些很好的人，我發現（招沙發客）也有社交這個功能。”在沙發客中有兩個“氣場很合”的房客成為馮佳一直保持聯系的好友。在“家”這樣一個私密、狹小的空間，友誼也許會比平日更快地生長出來，但危險也會比一般場合更加猝不及防。

插圖｜老牛

馮佳回憶，自己在招沙發客、轉租房子時也有過幾次不愉快的經歷。有一次她跟一個自稱是留學生的人提前約了視頻見面，想確認對方的身份真實性，沒想到對方是一個中年男人，裸著上身，在廁所給她打視頻，還口出穢語，嚇得馮佳趕緊掛斷。還有一次，馮佳把房子租給了一個帶著兩個孩子的女人，她離開前將馮佳用膠帶封好的抽屜打開，還卷走了一些錢財。但馮佳沒有追究。德國法律對於房屋租賃有非常細致嚴格的要求，比如最小人均面積。馮佳不到20平方米的公寓裡住了3個人，如果讓公寓樓的管理處知道，馮佳只會碰上更大的麻煩，甚至被趕出公寓。

連環性侵案的消息出來之後，馮佳開始思索，過往自己感受到的安全，是否只是想象出來的，而在她的生活與更復雜的社會之間，存在一個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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