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哈裡斯和民主黨敗在哪裡?

日期: 2024-11-10 | 來源: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引言

2024年11月6日下午，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裡斯在其母校霍華德大學發表了敗選演說。雖然承認敗選，哈裡斯強調不會放棄對生殖權利、終結槍支暴力、保護民主和法治的斗爭。她的演講中體現了在失利後仍繼續推動進步主義議程的承諾，向支持者發出“繼續奮斗”的號召。回到7月21日，哈裡斯接下拜登的“火炬”參選，民主黨的選情似有回光返照之勢。對民主黨的支持者來說，樂觀情緒在哈裡斯與川普的首次辯論後達到顛峰。隨後，由於政策上的搖擺不定和認同政治上的不斷加碼，哈裡斯以不及8年前希拉裡的選情折戟而回。

2008年，民主黨推出當時名不經傳的參議員奧巴馬參選總統，開少數族裔領導人之先河。之後，民主黨在認同政治的路上越走越遠。2016年推出第一個女性候選人希拉裡參選普選票勝利而選舉人票失利，使得一些民主黨人質疑制度的設計偏差。2020年白人男性拜登的參選，則被一些黨內進步派視作權宜之計的“妥協”。這位2024年的少數族裔女性候選人，則可能以普選票和選舉人票雙輸的局面，畫下民眾對進步主義政治的休止符。

哈裡斯本次選舉究竟輸在哪裡？因何而輸？如此慘烈的敗局又如何促使民主黨人反思進步主義政治的未來？

01

哈裡斯敗選演講：

“堅持戰斗就是勝利”

坐落於華盛頓特區的霍華德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傳統黑人大學（Historically Black University），被譽為“非裔哈佛大學”，她也是哈裡斯的母校。該大學的官網這樣記錄：“哈裡斯從大學時期開始就表現出對社會正義的熱情，包括在華盛頓參與反種族隔離抗議，並在參議院任職期間追求更嚴格的槍支管制立法”。

哈裡斯在2024年競選總統期間多次回到霍華德大學，甚至將競選活動的最後一站設在校園中。這裡不僅奠定了哈裡斯學生和職業生涯的底色，更凸顯了民主黨政治的主題：“我們不會倒退”（we are not going back）。

當地時間11月6日下午，哈裡斯在這裡發表了敗選演說。哈裡斯表示，雖然她承認選舉結果，但不會放棄推動民主、保障婦女權利和抗擊暴力的斗爭。她呼吁支持者接受選舉結果，並重申對《憲法》的忠誠，而非對特定政黨或總統的忠誠。她表示，已經與總統當選人川普通話，恭賀他贏得勝利，並表示將協助政權交接。而川普競選團隊表示，川普在電話中稱贊了哈裡斯在競選中的堅韌與專業精神，雙方均同意團結國家的重要性。

哈裡斯告訴支持者：“這次選舉結果不是我們想要的，不是我們爭取的，但請聽我說，只要我們永不放棄，只要我們永不放棄，美國的承諾之光將永遠燃燒。” 面對大失所望的支持者，哈裡斯用“星光”的比喻喊話，強調在黑暗中仍然可以看到希望的光芒。

她號召民眾在“黑暗中”保持樂觀和信心，將每一個人比作“星星”，共同點亮美國的未來。哈裡斯特別向年輕人講話，告訴他們失敗並不意味著結束，斗爭可能需要時間，但勝利最終會到來。她鼓勵他們保持信心，繼續努力，將失敗視作一種“延遲的成功”。

演講中，她數次提到她的家庭、競選團隊和志願者，以表達對他們的感謝，並通過這種私人的情感表達來加強她與支持者的情感聯系。哈裡斯號召民眾繼續在投票站、法庭和公共場所中為“平等和正義”而戰。她表示“我們喜歡辛勤工作”，並將這種辛勤工作視作一項值得的使命。

對於哈裡斯的敗選演講，《紐約時報》專欄記者凡妮莎·弗裡德曼（Vanessa Friedman）認為她的著裝充滿了象征意義。她解讀到，哈裡斯在演講中穿著一套泥紅色（近似紫色）的褲裝，這種顏色象征著權力和莊重。她的西裝和領帶不僅是一種形式上的選擇，還帶有深層的象征意味。

弗裡德曼認為，哈裡斯以一身職業化的裝扮示人，展示了在挫折中堅持的形象，向支持者傳達出一種冷靜、堅毅的力量。此外，西裝的顏色接近紫色，這也可能暗示一種對“團結”的呼喚，象征著跨越黨派的分歧。紫色作為紅藍混合的顏色，在美國的政治語境中象征中立或和解。

然而，以上種種進步主義的話語有時候顯得過度抽象而空洞，略過了對民主黨大敗的反思。哈裡斯的激勵相較奧巴馬的“是的，我們可以”（Yes We Can)已褪色許多。某種意義上，民主黨2008年的成功使得如奧巴馬、佩洛西等黨內高層堅信，只要不斷加碼推出更進步的候選人，就可以利用不斷擴張的少數族裔人口，保持政權和民意。他們沒有反思民主黨路線的缺陷，而是將失敗歸咎於在任者劣勢。奧巴馬夫婦在選後的聲明中表示，近年來美國經歷了歷史性的疫情、由此引發的物價上漲以及快速的社會變革，導致許多人感到無論多麼努力，生活仍在原地踏步。奧巴馬夫婦認為，這些激變為全球范圍內的進步派執政者帶來了挑戰，民主黨也未能幸免。

奧巴馬夫婦呼吁在多元化的國家中，即使存在深刻的分歧，也應以善意和寬容對待彼此，這是美國取得進步的關鍵。然而，縱觀這次選舉，兩黨在輿論、法律和政策上的惡斗和極化可以說是不相伯仲。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刁大明就認為，圍繞川普展開的四個刑事起訴引發的“司法政治化”是兩黨共同的“癲狂”。

他認為，川普的案件表面上被看作“司法公正”，但如果他不競選總統，這些起訴很可能不會發生。他提到民主黨總統福特赦免因水門事件丑聞纏身的尼克松，雖在短期內引發反感，但長遠來看維持了總統制的穩定。當前的情況卻顯示出民主黨在應對川普時同樣采用了激進的策略，兩黨都偏離了傳統的政治秩序，共同推向極端化。

哈裡斯在演講中充滿信念，強調“黑暗中的星光”象征著希望，這種積極的語言意圖鼓舞士氣，強調堅持和斗爭的價值。然而，對於很多選民而言，這種抽象的樂觀主義顯得空洞，難以滿足他們對於切實經濟問題的關注。《紐約時報》指出，哈裡斯呼吁選民保護民主，但在超過200次采訪中，選民更關心支付房租等具體問題，而非抽象的民主原則。

《紐約時報》稱，她的競選口號感人至深，甚至有些高尚。而超過一半選民的回答似乎駁斥了川普對國家立國原則構成威脅的警告。選民們表示，抽象的真理不如有形的問題重要。民意調查顯示，盡管疫情已經消退，通貨膨脹率正在下降，犯罪率和失業率仍處於歷史低位，但大多數美國人仍然認為國家正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

哈裡斯領導的民主黨不僅沒有像拜登一樣贏得中間選民，甚至沒有守住基本盤，哈裡斯究竟輸在哪裡？

02

哈裡斯輸在哪裡？

1、城市乏力，農村崛起

在2020年，拜登憑借著中間選民和工人選民的支持，在搖擺州高歌猛進：不僅收復了三個“藍牆”州，並且在除了北卡羅來納州的“陽光地帶”獲勝，構成了他勝利路徑的核心。然而，2024年，哈裡斯在7個搖擺州均處於落後地位，並隨著賓夕法尼亞的丟失宣告敗選終局。

時間來到11月5日晚，隨著美國東部地區選舉的陸續截止，哈裡斯首先在喬治亞和北卡羅來納州選情告急。其中，北卡羅來納州是4年前川普唯一拿下的搖擺州，而喬治亞州則是以0.3%的微弱劣勢敗於拜登。今年，哈裡斯在兩州均以3%的票差在兩州落敗。

喬治亞州的選票數據顯示，雖然哈裡斯在一些傳統的民主黨大票倉（如亞特蘭大都市區和周邊的富爾頓縣、迪卡爾布縣等）仍然保持領先，但共和黨在多數郊區、農村及小城市的支持度有顯著提升，最終實現了“農村包圍城市”，實現大幅度超越。

在北卡羅來納州，民主黨同樣出現了類似的趨勢：一是都市區支持度停滯，二是郊區和搖擺區的反轉，三是農村地區的共和黨支持更加鞏固。如新漢諾威縣（New Hanover County），該縣2020年曾從川普轉向拜登，而2024年又略微偏向共和黨，哈裡斯僅以0.3個百分點領先，共和黨支持增長1.8個百分點。而民主黨的大本營、杜克大學和高科技產業的所在地達勒姆縣（Durham County），共和黨仍然取得了小幅度的選票增長（+0.7個百分點）。

藍牆的倒塌成為了哈裡斯選舉失敗的界標。在本次大選選舉人票最多的搖擺州賓州，哈裡斯在開票初的優勢迅速減小，最終以48%對51%的劣勢落敗。2020年，拜登在該州工業城市阿倫敦的支持率相較於2016年有所回升。然而，哈裡斯在該地區的表現未如預期，尤其是在拉美裔選民和工薪階層中的支持度較弱。

在該州最大的都會區費城縣（Philadelphia County），哈裡斯保持了58個百分點的領先優勢，但相比2020年，共和黨支持度上升5.3個百分點。在北安普頓縣（Northampton County），川普以2個百分點贏得勝利，較2020年共和黨支持度增加了2.9個百分點。該縣是典型的搖擺區，共和黨在此的增長表明了民主黨在這一重要縣份失去支持。

威斯康星州的情況同樣出現了倒退。在2020年，拜登在該州最大城市密爾沃基市表現優異，尤其是在非裔美國人群體中獲得了高比例的支持。哈裡斯在2024年的表現雖然未必差，但相較於拜登，她未能保持或擴大這一群體的支持。而在內華達州，拉丁裔選民成為哈裡斯的關鍵支持群體。然而，拉丁裔選民的選票在某些領域出現分化，部分保守傾向的拉丁裔選民對哈裡斯的進步和移民政策持反對意見，導致她未能在全州范圍內實現穩步增長。

2、普選票意外落後，民主黨藍州失守？

除了在搖擺州的落敗之外，哈裡斯在普選票上甚至沒有延續2016年希拉裡近三百萬的優勢，更不及拜登2020年普選票勝出近七百萬的成績。截止撰稿時，哈裡斯在普選票上仍落後對手五百萬票左右，這相較於歷次選舉都是比較異常的表現，顯示哈裡斯在一些傳統紅藍州的選票也有所減少。如果這一趨勢繼續，哈裡斯將成為2004年以來第一位在普選票上失利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以佛羅裡達州為例，這裡在2008年和2012年曾被民主黨拿下，在2016年以不到2%的差距被川普翻紅。在2020年，媒體一度認為拜登可能重新將該州翻藍，結果川普以3.3%的差距贏下該州。哈裡斯則在本次選舉中落後近10個百分點。

另一個引人深思的異常情況發生在弗吉尼亞。這裡曾被認為是鐵打的“藍州”。2020年，拜登曾以10%的顯著優勢獲勝。然而，哈裡斯的優勢幅度則在5%左右，還一度在計票過程中被川普反超。在哈裡斯的家鄉，深藍州加利福尼亞州，她目前只維持了不到20%的優勢，而拜登則以超過30%的票差贏下該州。

3、出口民調分析：喪失關鍵選民群體支持

根據《華盛頓郵報》選後發布的出口民調（exit polls)，即在選舉站出口所做的即時民調，哈裡斯在動員基本盤上十分乏力。

首先是拉丁裔選民的失守。哈裡斯在全國范圍內贏得了拉丁裔選民的微弱多數，遠遠低於拜登在 2020 年的 33 個百分點的優勢。全國范圍內，大約拉丁裔選民將經濟評為“不太好”或“糟糕”，微弱多數支持川普。大約四成拉丁裔選民還表示，經濟是他們的首要關切，這些選民更傾向川普，比哈裡斯的支持率大約高出兩倍。

在搖擺州，哈裡斯在拉丁裔選民中的表現往往低於拜登在 2020 年的表現。在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大約有 60% 的拉丁裔選民支持哈裡斯，低於拜登 2020 年的優勢，但與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優勢相似。在佛羅裡達州，川普在了拉丁裔選民中的支持率因家庭出身而分裂。大約 70% 的古巴裔美國人支持這位前總統，而略微多數的波多黎各人支持哈裡斯。

在北卡羅來納州和內華達州，大約一半的拉丁裔選民支持哈裡斯，而另一半支持川普。在這兩個州，拜登在2020年在拉丁裔選民中的表現都更好。在喬治亞州，不到60%的拉丁裔支持者支持哈裡斯，這比拜登2020年的優勢略有下降。

從2016年至今，民主黨在大選中對拉美裔選民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減少：2016年，希拉裡以66%比28%的比率擊敗了川普；2020年拜登的支持率為59%，但在今年的民調中哈裡斯的支持率僅為56%。根據NBC的民調，拉丁裔選民認為川普在經濟、通貨膨脹和生活成本方面表現更好。調查顯示，生活成本被認為是拉丁裔選民的首要問題，選民對哈裡斯的政策承諾未能產生足夠的興趣和信心。

哈裡斯主打墮胎權保護，爭取女性的努力則被教育程度的變量所束縛，顯示女性選民內部的分裂。數據顯示，哈裡斯在擁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女性中表現尤為出色。近60%擁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女性投票給了她，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比例也基本一致。而在全美范圍內，約三分之二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男性支持川普，還有超過六成沒有學位的白人女性支持川普。

性別與族裔的變量互動則更令人深思。2020年，36%的拉丁裔男性投票支持川普，而到2024年，這一比例增長到一半以上。在西班牙裔女性中，哈裡斯的表現略遜一籌。2020年，近70%的西班牙裔女性支持拜登；今年，大約60%的西班牙裔女性支持哈裡斯。

哈裡斯在年輕選民中間的支持度也不如預期。18歲到29歲間的年輕選民支持哈裡斯的比例比支持川普的比例高出11個百分點，遠低於2020年拜登24個百分點的優勢。然而，哈裡斯在65歲及以上選民中的表現比四年前的拜登要好：他們今年的選票大致平分秋色。川普在2020年以5個百分點的優勢贏得了這個群體。

川普在密歇根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年輕選民中表現尤其出色，他和哈裡斯在那裡平分了30歲以下的選票。哈裡斯贏得了喬治亞州30歲以下選民中約60%的支持，但在該州65歲及以上的選民中以類似的優勢輸給了川普。

哈裡斯在工會選民的表現也反響平平。在全美范圍內，工會家庭約占選民的十分之二，其中略微多數支持哈裡斯。在俄亥俄州，工會家庭約占選民的六分之一，超過一半支持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大約十分之二的選民同樣來自工會家庭，其中大多數人支持哈裡斯。

相較於拜登而言，哈裡斯在基督徒中的支持度驟降。天主教選民以近20個百分點的優勢支持川普，而非哈裡斯。2020年，天主教徒以5個百分點的優勢支持拜登成為第二位天主教總統。在這兩年中，超過五分之一的選民是天主教徒。其他宗教團體的情況與2020年的情況更為相似。大約有60%的新教徒支持川普而不是哈裡斯，他們約占選民的40%。占人口少數的無神論者多支持哈裡斯。大約四分之一的選民表示沒有宗教信仰，他們以近3比1的優勢支持哈裡斯，甚至比拜登2020年的優勢還要大。

03

哈裡斯為何敗選

1、失敗的競選策略

正如克林頓在1992年競選中所說的“笨蛋，問題在於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此次競選中，民主黨陣營對墮胎議題的過度關注，對關鍵性經濟問題的忽視是其喪失核心選民票倉的重要原因。在一個普遍不信任體制的時代，哈裡斯對保護國家規范的呼吁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是空洞的。蓋洛普公司的調查顯示，僅有42%的女性認為“墮胎”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合法的，而白人女性對川普的支持率很高。美聯社的VoteCast調查數據顯示，2024年有54%的選民為女性，高於2020年的53%，僅增加了1%。

同時，對於性別問題的強調也喚起了共和黨陣營對男性選民的重視，川普的選舉顧問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甚至敦促男性選民去投票站抵消女性選民的激增，許多年輕女性並未把哈裡斯的性別作為決定因素，而年輕男性反而將其作為決定性因素。盡管在提前投票中女性選民一度占優，但事實證明，哈裡斯動員女性的計劃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對於保守地區的白人女性而言，性別乃至墮胎權問題都不是她們的首要關注目標。

除此之外，民主黨的城鄉選舉策略也顧此失彼。在本次選舉中，哈裡斯選擇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 (Tim Walz) 作為副手，意圖通過其農村背景和親民形象吸引偏遠地區的選民。然而，盡管沃爾茲在小鎮和農村地區積極拉票，但並未成功減緩農村選民向川普的支持浪潮。沃爾茲本應成為哈裡斯的“農村大使”，但他的競選策略重點在於農村小鎮，導致大城市和郊區的競選資源不足。

民主黨原本希望通過在農村地區“減少損失”來彌補競選劣勢，但實際效果不理想，不僅未能在郊區和城市中擴大支持，反而在部分城市失去了本來優勢。因此，沃爾茲的副手選擇未能有效覆蓋關鍵選民群體，尤其是郊區和城市年輕選民。這一策略失誤使民主黨在競選中未能實現預期目標，反而加劇了其選區的兩極化，使哈裡斯團隊錯失了在關鍵搖擺州擴大選民基礎的機會。

未能及時與拜登拉開距離，明確自己的不同是哈裡斯競選策略的又一失敗之處。在距離大選不到一個月時，哈裡斯在接受FOX采訪中尚表示，自己不會對拜登采取任何不同的行動，這被認為是巨大的政治失當。民調顯示，拜登在選民中的不受歡迎程度極高，有58%的選民認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認為拜登未能很好地完成總統職責。哈裡斯作為副總統的尷尬身份使她也“難辭其咎”。

但不得不承認，在距離大選僅有百余天時空降加入戰局的哈裡斯不僅在時間上十分緊張，准備不充分，也相對缺乏正規流程選舉的合法性。她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在全國范圍內向選民全面介紹自己，並爭取不被共和黨定義，但在宣布作為候選人的前幾個月，她並沒有接受主流媒體的正規采訪，從而失去了向大眾正式定義個人形象的機會。許多民主黨認為，哈裡斯和她的團隊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已經做到了他們可能得最好，無法回應民眾首要需求的劣勢對於一個人們想要“炒掉”的副總統來說實在是“難以補天”。

2、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負面影響

首先，拜登任期內的經濟復蘇緩慢和高通脹率使哈裡斯在選民中的形象受到負面影響，作為副總統，哈裡斯很難擺脫拜登的“陰影”。根據消費者物價指數，拜登政府期間的通貨膨脹情況遠比川普時期嚴重，拜登任期前45個月的通貨膨脹率上升了20.1%，盡管與俄烏戰爭和新冠疫情有分不開的聯系，但對於民眾（尤其是中低收入選民）而言，對物價和生活水平的體驗無疑使其積累了不滿情緒。

僅憑全球性的通脹不足以支持民眾對現政府的反感。對於經濟狀態的體感也因為網絡傳媒環境造成了顯著的認知差異。其中，經濟與移民和外交議題互動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加深了一些選民對拜登政府的厭惡。他們認為，自己在某一就業或經濟前景上的不如意是由於外國“非法移民”的輸入。而自己面臨收入停滯的同時，政府卻在為非法移民或外國政府（如烏克蘭）輸送資金（盡管這一敘事可能並不屬實）。

雖然拜登政府在失業率、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美國公眾普遍感到生活成本在上升，尤其是日常必需品（石油和食品雜貨）的價格上漲，形成所謂的“氣氛衰退”（vibecession）。這個經濟痛苦的現實使得公眾對現任政府的不滿增加，而哈裡斯的任務是既要為政府的經濟成就辯護，又不能忽視選民的實際困難，這對她來說極具挑戰。

其次，進步派內部關注的議題與許多美國主流選民的關注點並不一致。相比於性別認同、性少數群體權益、環境保護、巴以沖突等，主流選民更關注經濟、治安問題，並重視傳統價值觀。根據皮尤中心9月份的調查，選民在經濟、移民和外交政策上對川普的信心比哈裡斯更大，同時川普在處理執法和刑事司法問題方面的民調表現略優於哈裡斯。相比之下，哈裡斯來自進步派的背景讓一些搖擺和保守選民懷疑她會推行他們反感的“覺醒”（WOKE）議程。

至於哈裡斯主打的墮胎權議題，則通過與大選同步進行的州“墮胎權”公投而與總統大選“脫鉤”。舉行公投的10個州中，只有佛羅裡達州因沒有達到60%的支持門檻而沒有獲得通過。

第三，哈裡斯團隊未能有效回應川普方對於移民問題和社會安全的批評，導致在部分選民、特別是在搖擺州的白人中產生了擔憂情緒。在競選集會和社交媒體上，川普批評哈裡斯是“邊境沙皇”（broder czar），將試圖非法越境的移民與犯罪聯系在一起，並將其歸咎於哈裡斯的失敗作為。根據路透社的調查，移民問題是美國選民的第三大擔憂。相較於川普的”驅逐路線“，哈裡斯的“入籍路線”——增加對邊境安全的投資和為符合條件的移民建立合法途徑不受選民的青睞。特別是一些少數族裔選民，作為合法移民的後代，他們對非法移民“同胞”產生了強烈的“近親相憎病”，反而更積極地支持川普的移民路線，以爭取主流文化的認可。

最後，這次選舉的結果不禁讓人們懷疑，將希望寄托於年輕人身上可靠嗎？自代替拜登成為民主黨候選人後，哈裡斯始終與Z世代和年輕選民保持友好而密切的關系。在競選後期，民主黨團隊依賴青年志願者對紅州、搖擺州展開了大規模的地推工作。以 "下一代美國"（NextGen America）為例，民主黨最大的青年投票機器花費了近5600萬美元，雇傭了256名工作人員，招募了近3萬名志願者。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然而哈裡斯只贏得了55%的30歲以下選民，比拜登的表現落後5個百分點。

在一些觀察家看來，關注競選活動的細枝末節忽略了更大的問題。此外，年輕選民還有一大問題——他們是不規則選民，剛剛開始形成自己的政治興趣和優先事項，這會影響他們的參與程度和政治認同。如今，年輕選民與兩黨的聯系都很少，過去幾十年中公眾信任度下降的同時，年輕人的獨立傾向也在上升。蓋洛普公司的數據顯示，超過一半的Z世代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是獨立的，這比2012年千禧一代對自己的定位提高了5個百分點。

3、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和結構性分歧

進入10月以來，民主黨幾位總統對哈裡斯的公開支持不僅未能增加後者的支持率，反而暴露出黨內意識形態分歧和政客的代繼差異難以彌合的現實。年輕左翼選民自由、世俗，不喜歡共和黨人，但對如今的民主黨也沒什麼信心，這一群體對民主黨選舉政治產生了復雜的影響。

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自由主義者正在推動民主黨"使用過於意識形態化的語言，沒有表現出足夠的信息傳遞或政策克制，而且從象征性的角度來看，使用普通選民根本不理解的詞語"。對哈裡斯而言，“Brat”“椰子樹”等流行文化符號擴大其在社交媒體上影響力的同時，也一定程度疏遠了其與傳統、中老年選民之間的距離，這讓她看起來“抽象而令人難以理解”。

不同於前幾任總統的路線，面對美國政治新常態的哈裡斯既不能得罪共和黨溫和選民和搖擺選民，又不能拋棄本黨的左翼進步派。在政治經濟進步和社會文化自由之間，作為首位少數族裔女性候選人的哈裡斯“國家高於黨派”的新路線相較於希拉裡和拜登更為含糊不清，這也使得許多選民認為其不具備清晰的政策藍圖。

試圖討好所有人的哈裡斯，並未將其參選的歷史性作為主要話題，打破了希拉裡2016年采取的“我支持她”（I’m with her）策略，反而更貼近奧巴馬的方式，但與拜登的尷尬聯系又使得她無法像前者那樣，順理成章地說出“我參選不是為了迎合華盛頓的傳統思維——我參選是為了挑戰它”的宣言。相反，“我們不會走回頭路”（We are not going back）更顯得像是對川普的反擊，縱觀經濟福利、擁槍權、頁岩油等議題領域，哈裡斯無一不處於守勢，這無疑詮釋了其同時確保基本盤和爭取中間選民之尷尬。

民主黨在當前的社會結構和思潮變化中面臨著意識形態的分裂。傳統的中間派和進步派之間的分歧逐漸加大，哈裡斯作為拜登政府的繼任者，其進步派的激進立場被共和黨利用，描繪為“極端”和“脫離現實”。共和黨將民主黨的“文化戰爭”議題擴大，將哈裡斯稱作“DEI候選人”，影響了許多持傳統價值觀的選民，特別是郊區和農村選民，他們認為這些議題並不符合自己的核心關切。

哈裡斯的失敗還與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政治反應滯後有關。美國社會的結構變化，尤其是中產階級的焦慮和貧富差距的擴大，催生了對現有體制的不滿情緒，作為2008年合力將奧巴馬送上總統之位的藍領、工人以及黑人選民在他長達8年的任期中並未看到生活水平的實質性改善，從而喪失了對民主黨整體的信任。民主黨一直以來秉持的“進步主義大帳篷“的認同政治開始失效，藍領工人、中產階級和上層精英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

哈裡斯未能充分回應這些變動中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導致她未能贏得一些關乎選舉結果的關鍵群體支持。如在賓夕法尼亞州，2020年拜登成功將其翻藍的關鍵在於其成功拿到了東北部選區工人的選票，這得益於他的賓州背景和長期以來在工會中的支持，但哈裡斯顯然不具備相關經驗和背景優勢，在民眾普遍右轉的情況下，失去關鍵選區的選票撼動了民主黨的藍牆。

2022年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出乎意料的勝利一定程度上給了他們以信心，但到了2024年大選中，川普成功動員起了未在中期選舉中投票的大量年輕選民、黑人和拉美裔選民，一定程度上預示了今年“超級紅潮”的來臨。那些在中期選舉中投票給民主黨的選民並未在此後的兩年中看到生活的改善和承諾的兌現，也導致此次大選中民主黨基本盤的流失。

此外，性別沖突的愈演愈烈導致性別因素甚至超過種族因素，成為年輕人的首要認同，這給了川普陣營吸收年輕少數族裔男性、充分動員白人男性的機會，也使得哈裡斯在大學區和都市區的支持率上升乏力，不足以對沖川普在農村的強烈動員。

4、民調失准下的哈裡斯幻象

哈裡斯在多個關鍵搖擺州的表現明顯低於民調預測。無論是銹帶（Rust Belt）還是陽光帶（Sun Belt）州份，選前民調中接近的競爭最終變成了川普的顯著勝利。此前民調認為哈裡斯在艾奧瓦州的支持率較強，然而實際結果卻表明這種優勢並不存在。此外，預期川普在喬治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黑人選民中支持率下降，但出口民調顯示他在這些群體中依然擁有顯著支持。拉美裔選民的強烈右傾也出乎民調預測，這一年以來的各種民調對此持相互矛盾的觀點，進一步表明民調對這一群體的傾向未能准確反映。

此次選舉中的2-3個百分點的偏差並非歷史上罕見的數值，但這種誤差一再朝同一個方向傾斜，加劇了民調與現實的脫節。自2016年川普首次競選以來，民調機構調整了調查方法，特別是增加低學歷受訪者的比例。然而，這種方法在2020年再次失效，許多民調機構隨後選擇更簡單的策略，即直接調整樣本，使其與上次選舉的結果接近，期望反映出當前政治現實。然而這種調整顯然並未奏效。

這些結構性問題導致了民調的持續偏差。部分民調未能將受訪者的上次投票傾向納入權重，而那些沒有進行這種調整的民調結果則更差。像《紐約時報》和錫耶納學院的搖擺州民調在內華達和威斯康星等州對哈裡斯的支持率預測失准，現實結果表明川普在這些州獲得優勢。

此種調整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策略，而非解決根本問題。正如益普索（Ipsos）美國公共事務總裁克裡夫·揚（Cliff Young）所言，“這種調整是一個笨重的修正，無法真正反映非響應川普支持者的情況。”他表示，這類修正的目標是彌補那些本不會參與調查的川普支持者的缺口，但並未解決他們在調查樣本中的長期缺失。

這一現象揭示了民調機構的根本難題：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常常不願參與調查，造成其在樣本中長期缺失。這些不響應的選民似乎對調查本身持懷疑態度，或拒絕參與，由此民調難以准確捕捉他們的投票意圖。

04

結語：

民主黨美國的過去與未來

現代民主黨的成功，與其歸因於2008年奧巴馬的“進步主義大帳篷”，不如追溯到1932年小羅斯福領導的“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即支持羅斯福新政主張的少數族裔、工人、女性、南方白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的改革大聯盟。“新政”通過一系列經濟救濟政策和公共工程項目，如公共工程管理局（PWA）和工人進步管理局（WPA），直接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因此，受大蕭條的打擊尤為嚴重的非裔美國人、工會成員和來自不同移民背景的族群，對羅斯福新政的社會經濟改革抱有強烈的支持。

羅斯福還維持了南方各州的傳統支持，重視白人農民的權益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通過農業調整法案（AAA）和《聯邦緊急救濟法案》（FERA）提供了經濟援助。另一方面，新政時期工會力量迅速發展，工人組織權利得到法律保障，工會會員數量急劇增加。羅斯福和民主黨成為工會的堅定支持者，獲得了工人階層的廣泛支持，這在後續的選舉中形成了民主黨的穩定票源。

雖然新政對非裔美國人和女性的支持並不徹底，但相較於之前的政府，羅斯福和民主黨展示了對這些群體的開放態度。例如，非裔在新政的公共工程項目中找到了工作，工會也開始接納更多的非裔工人。非裔群體對羅斯福政府逐漸產生了認同，許多人從支持共和黨轉向支持民主黨。羅斯福任命了第一位女性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為女性進入聯邦政府高級職位提供了機會。二戰期間，由於男性從軍，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參與大幅增加。

隨著戰時經濟復蘇，越來越多的移民作為美國勞動力的有機組成進入工業和軍事領域，民主黨政府順勢而為，與墨西哥政府達成“客工計劃”，允許墨西哥勞工在美國臨時工作，以滿足戰後勞動力缺口。這一主張實現了移民需求與本土權益保護的平衡。正是一系列積極的社會變化，為戰後民主黨推動投票權改革等進步主義措施提供了物質基礎。

民主黨新政聯盟的關鍵在於通過提升全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搭建一個多元族裔社會的共同發展平台，而不在於“多元、平等和包容”（DEI）議程本身。諷刺的是，這次組成多元化“改變”聯盟的候選人，反而是多次發表種族和性別爭議言論的川普。

《華盛頓郵報》指出，盡管川普的競選言辭中夾雜了種族歧視和對移民的敵視，但他卻成功構建了一個“跨族裔跨階級聯盟”，甚至贏得了大量低收入和非白人選民的支持。相比之下，哈裡斯的競選策略被批評為失誤連連。當川普將經濟復蘇、降低物價、提升收入作為競選的核心承諾，哈裡斯在選前最後幾周則竭力爭取並不存在的“反川普共和黨人”，反而失去了基本盤的信任。

民主黨高層精英的“傲慢”難辭其咎。他們對待少數族裔選民的態度帶有一定的“居高臨下”的意味，認為少數族裔本就應該支持民主黨。如奧巴馬和克林頓對部分少數族裔選民的不滿持指責態度，認為這些選民應該“按身份投票”。這樣的做法使得部分選民感到被忽視，進一步導致了他們的轉向。

相反，川普通過反對優績主義，否定精英統治和其象征的價值觀，迎合了社會大眾對精英和優績主義的不滿。通過塑造“被遺忘的普通人”和“鄉下人的悲歌”的形象，川普成功激發了對現狀不滿的多族裔選民的共鳴。而民主黨一些少數族裔政客則往往難以與同族的底層選民共情。

這一挫敗不僅反映了民主黨內部分歧的加劇，也暴露出黨內精英在制定政策和競選策略時忽視了選民對經濟、安全與穩定的普遍訴求。進步主義的願景固然美好，但過度抽象和脫離選民實際的策略讓它顯得遙不可及。哈裡斯的敗選，或許象征著進步主義在美國政治舞台上的暫時黯淡。

民主黨需要重拾羅斯福的新政聯盟精神，將重點放在經濟實質改革和全民利益上，才能繼續保持政治上的優勢。如果說進步主義挽歌是對過去十多年路徑的反思，那麼民主黨也應當從歷史和現實中汲取教訓，為未來探索出一條既尊重多元、又扎根實際的全新路線。

然而，隨著美國政治環境愈發極化，各群體之間認知割裂愈發顯著，敵對情緒驅動著選民，兩黨將彼此視為民主的“威脅”或人民的“敵人”。謊言、敵對情緒、對真相的淡漠可能將成為主流。如果這種趨勢延續下去，美國社會可能會逐漸接受謊言和仇恨為正當的動員手段，放棄體面、理性和價值。美國政治究竟存不存在一個“修復”（fix it)和痊愈，值得所有人深思。

作者：李亞琦、楊雲舒、辛艷艷、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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