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不滅,中國必亡"?86年前的魯迅為什麼這樣說?

日期: 2024-11-09 | 來源: 美言不文娛樂社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1936年10月，魯迅發表了《病中答救亡情報訪員》一文，在該文中，魯迅先生提出一句驚人言論“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作為赫赫有名的作家，魯迅先生的言行總是格外引人注意，但他卻提出了如此離經叛道之言論。也正是因為這句話，魯迅先生飽受抨擊。

廢除漢字，這並非是魯迅先生的首創，但正是因為魯迅先生，這件事情又一次走上了風口浪尖。在輿論的浪潮中，魯迅先生依舊泰然自若，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直到文章發表的19年後，魯迅先生的高明之處，漸漸顯露出來

漢字改革背景

鴉片戰爭後，中國對變革的認識逐漸延伸向語文（教育）方面，1868年黃遵憲就提出“崇白話廢文言”，即以白話取代文言；1909年陸費逵就提倡簡化漢字。1911年清朝學部中央教育會議頒布《統一國語辦法案》，辛亥革命後，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在胡適等知識精英的大力推動下，都開始著手進行了語文改革。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便召開全國的“語音統一會”，開始了國語運動。1918年又公布了注音字母；1920年通令“各省改國文為語體文”，並積極籌備“言文一致”的“統一國語”；同年還頒布《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1926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發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於1928年得到國民政府大學院認可，正式公布。

1935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一度明令公布《第一批簡化字表》。但是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這些漢字改革的成效都十分有限。不能說是漢字改革失敗了，但這改革的的確確沒有起到什麼效果，現在絕大多數人甚至都不知道20世紀初期有漢字改革這一回事。當然，改革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諸如社會動蕩、內憂外患。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一切的變革都為後來的漢字簡化，普通話打下了基礎。

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錢玄同等人便開始鼓吹“廢除漢字”，他們聲稱“中國漢字，遲早必廢”。而為了廢除漢字，他們還提出了解決辦法“漢字拼音化”、“改用羅馬字”、“采用世界語”等等。在當時所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他們的主張是為了對付當時根深蒂固的舊思想、文化。為此，他們采取了最為激烈的辦法-全盤西化”。

主張廢除漢字，也代表了新文化運動初期這批知識分子的救國之情，他們想要與舊社會、中國徹底決裂。五四運動時期，錢玄同在《新青年》刊物中發表《中南今後之文字問題》一文。在該文中，錢玄同提出了“廢孔學”、“滅漢字”。他在文章中說道：“欲使中國不忘，欲使中國民族為20世紀文明之民族，必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說及道教妖言之漢字，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

當時，“廢除漢字”似乎是部分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重要一步，《新潮》一刊，便鼓吹漢字應該用拼音文代替。後來廢除漢字又變為了“廢除文言文，改用白話文”。

當時無數走在時代前列的名人都紛紛站出來呼吁“廢除文言文”，但依舊不乏有人堅使用文言文。為此，還爆發過許多次的辯論。胡適在北大(专题)任教時，他在講台上大談白話文的優點，但這也引起了部分保守學生的不滿。一位學生甚至不惜打斷胡適的話，反駁白話文。當時胡適就提到了自己的一件趣事。拒絕朋友的邀請，而胡適只用了短短五個字“幹不了，謝謝。”相比於台下學生所想的“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白話文的確簡潔不少。

然而就白話文更簡潔還是文言文更簡潔，時任北大教授的黃侃抨擊道：假如你太太去死了，那用白話文就要說：“你太太死了，趕緊回來奔喪。”而用文言文，只需要短短四個字“妻死速歸”。

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文言文更簡潔還是白話文更簡潔，成為了不小的紛爭。

漢字的扞衛者

留日時期的魯迅可以說是一位漢字扞衛者。1908年，魯迅先生作《破惡聲論》，而這篇文章中的“惡聲”一是指的“國民”、是“世界人”。魯迅先生在文中說道“甲之說曰，破迷信，崇侵略也……乙之說曰，同文字也，棄祖國也”

在這一文中，足見魯迅先生對漢字的呵護。此外據有關史料記載，魯迅先生曾經在1908年夏天同周作人、錢玄同、徐壽裳等人一同前往民報社聽章太炎講《說文解字》。

章太炎是個十足的漢字推崇者，他宣稱“以國粹激勵種性。”希望通過教育來達到“文學復古”的目的。直到晚年，章太炎依然堅持“文字亡則種性失。”

漢字改革的支持者

作為當時民國教育部部員，魯迅先生還曾經參加過1913年教育部組織的“讀音統一會”。這場會議，對國音標准和注音字母展開了討論最終在標准音上尊重北方立場，而在注音字母上則是南方獲勝。

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的講義稿《漢文學史綱要》的第一篇就是“從文字到文章”,魯迅先生認為文字的創造“所當綿歷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聖，亦憑臆之說也。”

五四運動過後，魯迅也曾經公開表達對五四漢字革命的看法。1927年魯迅先生作《無聲的中國》演講稿，揭示在五四時期胡適的文學革命的同時，還有一個錢玄同的文字革命，在該稿中魯迅先生這樣說道：“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樣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在魯迅看來，胡適白話文學革命的順利成功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有了錢玄同的漢字革命這塊“擋箭牌”。

魯迅後來的發言表明了其支持漢字改革的立場越來越明確。在1930年代的大眾語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他陸續發表《漢字與拉丁化》、《門外文談》、《關於新文字》、《中國語文的新生》、《論新文字》等文予以支持。

“文藝大眾化”討論中的沉默者

1930年到1932年的“文藝大眾化”討論，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左翼”延伸，因此也繼承了“五四”將文學與語文問題一並討論的特點。文振庭把“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分成四次，第一次是1930年到1931年，第二次是1932年，第三次是1934年，第四次是1938年到1948年。

魯迅其實從一開始並不支持廢除漢字並用拼音拉丁字來取代的主張。在“五四”時期，魯迅沒有聲援錢玄同、黎錦暉的《廢除漢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

在“文藝大眾化”（1930-1932）的第一輪討論中，魯迅提出的意見也非常平實：“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首先是識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大抵達到相當的水平線。否則，和文藝即不能發生關系。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於大眾有益的。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眾化，只是空談。大多數人不識字；目下通行的白話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語又不統一，若用方言，許多字是寫不出的，即使用別字代出，也只為一處地方人所懂，閱讀的范圍反而收小了。

總之，大眾化的文藝，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務。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許多動聽的話，不過是文人的聊以自慰罷了。”

在瞿秋白參與“文藝大眾化”討論期間，魯迅基本上保持了沉默，沒有發表意見。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和瞿秋白的意見完全一致，在“硬譯”和歐化語法這一方面，二人的態度完全不同。

魯迅先生支持“硬譯”，而瞿秋白並不同意魯迅關於“硬譯”的意見。瞿秋白在《普羅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中批評“五四式的白話”，稱：“有些是所謂‘直譯式’的文章，這裡所容的外國字眼和外國文法並沒有消化，而是囫圇吞棗的。”又在《大眾文藝的問題》中批評革命文學陣營“完全不顧口頭上的中國言語習慣，而采用許多古文文法，歐洲文的文法，日本(专题)文的文法，寫成一種讀不出來的所謂白話，即使讀得出來，也是聽不慣的所謂白話……尤其是翻譯都在隨意地寫著那種新式的文言（所謂白話）。”

當然，魯迅的“沉默”並不表示魯迅反對“文藝大眾化”。魯迅的生活無法接近群眾，不可能用大眾的語言進行寫作，但他卻以另外的方式支持“文藝大眾化”，例如鼓勵連環畫和木刻的創作。但對於瞿秋白廢除漢字改用拼音字的主張，若對照他在第一次討論中平實的意見，以及“五四”時期沒有聲援錢玄同相同主張的事實，魯迅的態度恐怕是有保留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魯迅認為錢“玄同提出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後，反對白話的保守者轉移目標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樣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於是魯迅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

漢字拉丁化的支持者

第三次討論後，魯迅連續發表了好幾篇文章批評漢字、支持拼音的很多觀點，諸如不顧方言拼音字產生的後果，幾乎跟瞿秋白的想法完全一致。例如，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魯迅就說：“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拉丁化……”

1934年底魯迅先生在《擁護新文字六日報》上發表《且介亭雜文關於新文字》一文，在該文中魯迅先生明確地表達了支持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張。

魯迅先生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一文中指出：“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作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要得到證實，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麼久。”魯迅先生把問題提到非常尖銳的程度，即“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作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

魯迅認為，中國雖有文字，但“識字的卻大概只占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因而“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因而將漢字改革視為晚清以來語言文字改革的根本，認為清末的辦白話報和五四文學革命“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

目前大眾語文的提倡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魯迅將拉丁化新文字視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在魯迅先生生命中的最後一年，他還與蔡元培、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人士一起在上海參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的大型簽名活動，並與上海的十五個團體和二百多名文化界人士聯合提出三百多個手頭字，支持“手頭字”運動。

在拉丁化新文字和羅馬字拼音兩個改革方案的爭議中，堅定地站在拉丁化新文字一邊。在病中，魯迅先生接受《救亡情報》訪員采訪，表示：“新文字運動應當和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配合起來同時進行。”同時他還將自己宣傳拉丁化運動的文章得到的稿費捐給拉丁化運動。魯迅逝世，其喪儀行列中就有不少拉丁文字的挽聯，其中郭沫若的挽聯是：曠世名著推阿Q，畢生傑作尤拉化。

在“文藝大眾化”的前兩次討論中，魯迅先生保持了沉默，因為他知道自己在文化戰線中的重要地位，但，瞿秋白提出的“漢字落後論”和“廢除漢字論”太過於誇張。以至於在第三次討論中，魯迅先生不得不發聲。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漢字改革中，魯迅先生也只是眾多支持改革的文化分子之一，魯迅自知不是文字方面的專門家，但他還是化名以《門外文談》為題，系統地表達了他對於文字與漢字改革問題的意見，除了表達與“從文字到文章”相同的觀點外，他還在此文中特別強調的是漢文特別是漢字對於一般民眾的“難”。

在這場漢字改革運動中，魯迅先生提出的駭人之詞“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也僅僅是為了開漢字改革之“窗”，有些人表面看起來極端，但卻是為了漢字更好的發展。魯迅先生提出這一句話，可謂是煞費苦心。不惜背負罵名，也要促進漢字改革的進行。魯迅從來都不是漢字的抵制者，在歷史的洪流中，在漢字改革的浪潮中，魯迅先生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動漢字改革的進程。魯迅先生深知，對於深恐改革的國人來說﹐提倡拉丁化肯定非常艱難。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國社會“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各種形色的反對勢力將會把改革拖入泥潭﹐所以，為了引起人們對改革的注意﹐有時也“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反抗﹐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所以魯迅先生才會做出如此“偏激”之舉，而他的“偏激”是為著效果故意而為。

魯迅先生的“偏激”，飽含著先生對漢字、對中國的深厚感情。在漢字改革過程中，魯迅先生是態度鮮明地探尋，是行動上的穩步推進。他的立場和實際行動，則是對中庸之道的踐行。

1955年1月，教育部發布了《漢字簡化草案》，至此聲勢浩大的漢字改革運動結束。《漢字簡化草案》不僅將原有的漢字進行簡化，而且規定了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此時，距離魯迅先生提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已經過去了19年。

回到漢字改革問題上，沒有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代人的漢字、漢語改革的努力，今天的漢字很難獲得現代生機，在國族危機的激發下開展得近現代以來漢字改革，為今天的漢字的現代化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分類：中國新聞

猜您喜歡

您可能也喜歡

評論

目前還沒有人發表評論,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見

發表評論

視頻

相關功能

加西網微信公眾平台

加西網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