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中國民企淪為"唐僧肉"(圖

日期: 2024-11-04 | 來源: 自由時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示意圖）

“遠洋捕撈”現象日益惡化

滕彪分析指出，所謂“遠洋捕撈”，也就是逐利性異地執法，在中國遠非新聞。他說：“很多民營企業，包括很多很多稍微做一點小生意的公民，他們所面臨的法律和政治環境是極其惡劣的。他們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想賺錢，想生存下去，不違法是不太可能的，因為有很多很多法律的灰色地帶。在中國不完善的、扭曲的市場體制下，就很容易給他們貼上非法的法律標簽。”

滕彪對此深有感觸，並且曾在2012年為因“非法集資”被判死刑的浙江女商人吳英喊冤。“吳英這個經營和拓展市場，很多時候合法的渠道被堵死了。政府想要抓一個企業家，想要從中拿錢的話，是很容易找到一個法律漏洞，或者很容易給他們貼上一個違法的標簽的。”

今年10月以來，廣東省出版集團主管的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撰寫的一篇“廣東省情內參”在公眾間流傳。該報告稱，近年來，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市已成為異地執法的高發地。以廣州市為例，自2023年以來，有樸樸、壹健康、九浚等近萬家企業遭遇異地執法，這些企業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

其中，廣東壹健康集團在2022年實現了24.23億元收入並於2023年6月底提交申請赴港上市。2023年10月，河南省焦作、商丘兩市公安局以該集團企業涉嫌詐騙為由，出動1600多名警力到廣州，對壹健康集團旗下公司進行“遠洋捕撈”，導致壹健康集團被迫撤回赴港上市的申請，集團業務陷於癱瘓，至今未能恢復。

有些地方的當地公安部門甚至不得不開始反擊，例如杭州九堡派出所在今年8月發出公示：外地公安機關不得非法進入企業辦案，如有發現請錄像取證和報警。

新浪財經在10月30日刊登一篇題為《遠洋捕撈成風，地方政府為何如此瘋狂？》的文章，指出“財政吃緊”是原因—“遠洋捕撈其實早已有之，只不過在財政支出壓力大的時候，這個問題更加凸顯。”

10月8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進一步規范行政執法單位的行政執法行為，更多采取包容審慎監管和柔性執法方式，不能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執法，不能亂罰款、亂檢查、亂查封，及時對罰沒收入增長異常的地方必要時進行督查。

滕彪在談及為何近年“遠洋捕撈”現象猖獗的時候說：“也不光是最近，背景和中國的這個財政持續惡化有關。政府有很多債務，以前的賣地財政不行了，現在也沒地可賣了，整個中國的消費也不足，財政也越來越困難，這是遠洋捕撈，政府搶錢的經濟驅動吧。”

逐利執法下，小企業主維權難

張科坦言，他之前對“遠洋捕撈”一無所知，但是最近因為自己和一些同行的遭遇，一下子了解到了很多。他說：“國家給了警方可以隨意凍結別人銀行卡的權力。為什麼現在遠洋捕撈那麼多，就是因為中國地方財政已經沒有錢了。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正常的財政創收了。樓賣不出去，地也賣不出去了。他們沒辦法給開發商賣地，沒地方創收，然後中央也不給地方錢，他們就想著搞各行各業的老百姓，這是他們自己的創收方式。”

中國媒體《界面新聞》10月20日的報道也引述一位西南某省監察委人士稱，地方財政吃緊是趨利性執法的根本原因。該人士說“一些案件，地方上會以該案的罰沒款為依據，來衡量案件主管部門的經費劃撥。財政尚好的地區，可能是按比例劃撥，財政收入不足的地區，可能是全額返還。”

目前是逃犯身份的張科在中國內地某省感到了進退兩難。自認沒有犯法的他告訴美國之音：“我不想妥協，我才三十出頭，我還沒老。我覺得這個國家不應該這樣。我不想像別人那樣，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我覺得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然而，張科身上所剩的現金已經不多。他說：“公安局就是黑社會。他們違規辦案，濫用職權，但是沒有人管。我現在完全沒有錢生活了，不知道下面怎麼辦。我的卡被凍結了，完全取不出來錢。我整個人都傻掉了，可能堅持不住了。我想通過各種渠道維權，但是沒有任何回復。我已經試過國家國務院的一個舉報的APP，也試過12389，一個政務機關違法行為的舉報平台。我認識的那些店主也都舉報過，包括給錢的和沒給錢的，都沒有任何回信。我們沒有任何的辦法去為自己發聲。”

張科覺得自己最終多半還是無路可逃：“我沒辦法了，我用了所有渠道，我感覺最後只有妥協。”

記者試圖電話聯系河南省濮陽市公安局，但電話未有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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