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两次考核未过,高校副教授亲历"非升即走"

_NEWSDATE: 2024-10-31 | News by: 中国科学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每天早上醒来时，马梅都有种失重感——太轻松了，似乎少了点什么。

她已经从高校离职一年了，仍然会梦见“非升即走”7年考核期的日子：她正在去学校监考的路上，遇到意外事故，要迟到了，急得要死。梦里的她只想着，监考迟到是二级教学事故，会影响年度考核。

作为曾经的心理学副教授，马梅知道这是创伤性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在“非升即走”前，她最大的噩梦是高考迟到。

2016年，马梅入职南方某高校（下称Z大学）的心理学院。7年考核期间，她拿到160万元的人才计划和270万+150万研究经费，指导了8名硕士生，获得过全校前6%的教学评价，发表了领域内的顶刊论文，但最终因没有拿到国家基金面上项目而未能通过“非升即走”考核。

近日，马梅向《中国科学报》讲述了自己“非升即走”的故事。

3年考核，黄牌警告

回想起来，“非升即走”的雷从入职起就埋下了。

2015年9月，正在香港(专题)大学做博士后的马梅开始和Z大学的心理学院接洽。这是一所新建立的学院，正在从世界各地引进人才。当时的院长看中马梅发展心理学的背景和发表成果，极力邀请她加盟。在这之前，她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去做了3年新华社记者，然后才去中国科学院读了与德国联合培养的心理学博士。

但签合同的日子一拖再拖。马梅后来才获悉，Z大学正在进行人事改革，2016年后新入职的教师都没有编制。作为补偿，这批新入职的教师的工资待遇都上了一个台阶。

2016年秋季入职几个月后，一天，马梅接到人事部门通知，要签署一份3年考核期的“工作任务书”。

这份“工作任务书”详细规定了3年期考核的论文数量、国家项目级别，尤其是2016年后入职的副教授要每3年拿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如果考核期结束，未达到考核要求，将从副教授降为助理教授，且职称和待遇均降。

马梅觉得不太公平，因为与学校签署入职协议时，并未谈及要签署“工作任务书”。但人事部门告诉他们，这是统一模板，大家都这样签。

当时，马梅对自己的科研能力很有信心，对考核期结束后升正教授抱有很大希望。加之同年度入职的助理教授、副教授都没有提出异议，她便也在任务书上签下了名字。

入职3年后，马梅迎来了第一次考核。

她3年间没有申请到面上项目，只有一个入职前拿的青基项目，但无法纳入考核。马梅本来以为，按照往年的考核制度来看，多发的两篇SSCI论文可以替代一个国家基金项目。

但人事部门拿出了那份3年前的“工作任务书”。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规定，马梅得到了一张“黄牌”，要从副教授降为助理教授。

马梅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种变相的侮辱”，太不尊重人了。她决定离职，并告诉院领导，“我马上就走”。

学院想留下她，便去跟校长反映情况。当年学校像马梅这样没有拿到国家项目的预聘—长聘制教师有很多，校长后来请各个院长开会，逐个说明情况。

在学院的争取下，马梅没有被降为助理教授，并续签了合同。

申请“面上”，陷入死循环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申请面上项目成了马梅的第一目标。

每年寒假到次年3月，都是国家基金的申请季，也是马梅最焦虑的时刻。当年申请“青基”项目时，她一投即中，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她轮流申请，连续7年颗粒无收。

拿不到项目的原因，马梅总结为没有“追热点”，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头靠不上。

在马梅所在的心理学领域，近年来的热门方向是脑科学研究。有经验的基金委评审专家告诉她，国内的心理学研究存在着鄙视链。只有做脑神经研究，才算是硬科学，“不写脑神经，绝对中不了”。

但马梅的研究方向是家庭和儿童早期发展，研究儿童从出生到学前期心理发生发展的特点和受家庭教养方式影响的规律。这类研究并不适合用脑神经的方法，且耗时长、产出慢，在激烈的量化考核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

自2016年入职以来，马梅就启动了一项长达6年的追踪研究。她在妇产科医院开始招募胎儿期的受试家庭，追踪初生婴儿到学龄前的生长阶段。这意味着，她要在至少两年的追踪观察后才能完成第一批数据收集，然后才能分析数据、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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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教育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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