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國之不堪真相:多少人心中,都有個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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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無論支持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中國人，到了21世紀的當下都不再認為弱國或者小國面臨強敵侵略的時候應該抵抗到底，而是應該“識時務者為俊傑”的選擇在有利的情況下妥協才是最有利於自身的做法。任何抵抗到底的行為都是不夠中立或者當某一外來強權的“棋子”，不值得效法。這樣的論述或許並非毫無道理，但是與過往國共傳統的宣傳實在是差了十萬八千裡遠。
想當合作者卻難以開口
也難怪徐輝在發表譴責澤倫斯基抵抗的言論之後，立即被大陸網民怒罵為當代汪精衛。然而從小看抗日神劇長大的大陸網民們，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長輩比歐洲的那些老一代合作者更加虛偽，他們之所以宣傳抗日並非是真的為了要回歸歷史，而是要依靠愛國主義教育來永久維護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真的要他們在日本入侵中國的時候到第一線去充當抗日英雄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理，中華民國政府在威權時代宣揚抗戰的歷史主要還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治理台灣的正當性來自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的歷史。然而諸多追隨政府來台並且在黨國體制中掌握大權，管理教育宣傳的本來就是戰時的合作者。他們為了隱藏自己合作者的身份或者保護自己，更加賣力配合政府的抗戰文宣，就發生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例如指導《八百壯士》的導演丁善璽，本身就出自山東青島與日本帝國海軍勾結的合作者家庭，在70年代擔任許多中影愛國軍教電影監制的辜振甫，則是日據時代台灣的“皇民典范”。海峽兩岸扭曲的愛國反日教育可見一番，卻不幸教育出了許多可悲的戰狼小粉紅以及深藍長輩。嘴巴上高呼抗日口號，卻在行為上都做出了當合作者的准備。
難怪大陸會出現喊出“反美是工作，親美是生活”的司馬南，也難怪一群自稱為蔣公信徒的深藍支持者，會大罵效法蔣公炸水壩搞“焦土抗戰”的澤倫斯基。大家人人都高喊抗戰，但內心中都住了一個汪精衛，或許這才是中國人內心中真正無法解決的問題，無法放下尊嚴去面對大多數的中國人在強敵入侵時選擇了當合作者的歷史事實。
或許正如加拿大學者戴安娜·拉裡（Diana Lary）的研究那樣，勇敢的中國人都在抗戰還有接下來的國共內戰中被屠殺殆盡，導致活下來的中國人往往把生存放在第一位。雖然嘴巴上高喊讓統治當局開心的話，仿佛隨時可以為了共產黨或國民黨的主義犧牲自我，可事實上做出這些政治表態的目標卻始終只有一個，那就是“生存”兩字。
“生存”為中國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相較於逼迫兩岸中國人必須選邊站，對日本人可以“以德報怨”，卻以“漢賊不兩立”相待的蔣中正與毛澤東，汪精衛之所以受到老一輩的中國人歡迎，並不是因為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有多吸引人，或者汪精衛的策略是否更符合中國人的整體利益，而是他讓多數中國人不必隱藏自己內心的想法，心口合一的追求自己最想要的東西，那就是“生存”兩字。
幾乎只有在汪精衛統治下的淪陷區，中國人可以不必擔心聲稱自己“怕死”就因言入罪。大家看到日本勝利的時候，可以高舉太陽旗呼喊“大東亞聖戰萬歲”，同理看到美軍轟炸日本的時候也可以高喊“自由民主萬歲”。汪精衛的和平建國軍絕對不會因為你偏袒日軍或者盟軍或者在兩者之間游離就對你痛下殺手，跟後來蔣中正與毛澤東的政權完全不一樣。
可見汪精衛政權的存在，是真正符合了那個時代多數中國人內心的想法。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勝利，都不會是中國人自己的勝利，即便蔣中正帶領中華民國成為了世界四強，尋常百姓的生活也絲毫不受影響，甚至還要在重慶的軍隊回到淪陷區後被當成“亡國奴”歧視，也難怪上海與南京的民眾不到四年就轉而支持毛澤東將中華民國政府趕到台灣。
統一中國的不是純然的抵抗者蔣中正，也不是純然的合作者汪精衛，而是在抵抗者與合作者之間游離的毛澤東。似乎越是灰色地帶的人，越能成為統治中國的霸主，因為除了要滿足中國人“生存”的裡子之外，同時還要照顧中國人的面子。汪精衛是唯一做到讓中國人理直氣壯的以當合作者為榮的領袖，但這在為他帶來成功的同時也帶來了失敗與“漢奸”的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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