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國之不堪真相:多少人心中,都有個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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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60年代，隨著歐洲各國統治的殖民地陸續獨立，還有反越戰思潮影響整個西方世界，戰後出生的西歐民眾逐漸了解到自己的父輩多數在二戰時當上納粹合作者，或者至少曾經合作者與抵抗者的地位相互轉換的事實，人們才有重新研究這段歷史的機會。包括對維琪法國的歷史研究，都是要等到60年代以後，即許多領袖級別的合作者去世以後才得以展開。
不過，歐洲人的思想解放畢竟早走了好幾步，60年代到21世紀初都還有為數不少的中下層合作者在世，甚至以色列還在全世界搜捕猶太人大屠殺的參與者，因此相關的訪談以及證詞都被留了下來，保持較為完整的紀錄。海峽兩岸政權則如同二戰的日本一樣，為了維護那東方人獨有的尊嚴，只願意強調中國人抵抗侵略的一面，回避自己當合作者的丑陋歷史。
縱然許多二戰時的合作者，在日本投降後進入國共領導的政府服務，但是他們往往為了自保更不願意去多提自己曾經親日的歷史。對於那些膽敢探究汪精衛政權或者滿洲國歷史真相的人，則動輒以紅色恐怖或者白色恐怖的手段整肅，使戰後在兩岸出生的華人更難接觸到官方論述的另外一面，更別提正視中國人當合作者的可能遠比當抵抗者的還要多的事實了。
再加上70年代發生了保釣運動與中日斷交等歷史事件，嚴重激起了中華民國軍民同胞的反日情緒，導致台灣沒有辦法和同時代的歐洲一樣反思自己的過去。中共政權則在毛澤東領導下的前30年瘋狂整肅國軍抗戰老兵，導致戰後出生的大陸人普遍對民國世代產生愧疚感，在改革開放以後出於補償心態更是大肆宣傳抗日英雄，對於數量更多的合作者則選擇無視。
抵抗者在中國是少數中的少數
回顧抗戰的歷史，國軍的抵抗固然是英勇，中國軍民的犧牲確實慘重，但是真正的抵抗者嚴格來講還是少數中的少數。就以國軍陣亡的總數量為320萬人這點來看，當時全中國的人口是4億，實際上的犧牲者連1/100都不到。如果要再把直接或者間接死於日本侵略的民眾數量加進去，則介於1,500萬到3,500萬，還是不到1/10。
想要去計算大後方，也就是重慶國民政府統治區有多少人當合作者是十分困難的，但是根據筆者訪問過的抗日空戰英雄，中央航空學校第5期畢業的張光明將軍回憶，他們機場周邊時常會有老百姓打信號槍為日機轟炸機指引目標。這代表在日軍沒有打到的中國領土上，確實有相當數量的民眾是歡迎汪精衛先生到來的。
哪怕是那些在戰場上抵抗日軍，甚至於不信戰死的底層國軍士兵，許多也是被強征壯丁而來。如果真的給他們選擇，未必都會好好安穩的和平日子不過來替蔣中正賣命。若再把目光放到淪陷區，凡是汪精衛政權統治穩定的“治安區”，尤其是以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濟南與青島為代表的大城市，幾乎看不到中國人站出來反對日本侵略者。
相反的，當日軍偷襲珍珠港，或者在新加坡、馬尼拉為日軍攻陷的消息傳到中國時，各大城市都少不了中國人上街真誠祝賀“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顯見日本人“建立亞洲人的亞洲”口號確實曾經深入人心，尤其受到香港和星馬華人的歡迎。而在所謂的“准治安區”與“非治安區”，國共兩軍游擊隊與日軍之間臭不可聞的勾結更是如家常便飯。
對於許多不敵日軍掃蕩，或者遭到日軍與共軍聯手夾擊的國軍將領，包括謝晉元、孫殿英、龐炳勳、陳孝強以及方先覺在內，都會試圖尋求汪精衛的庇護。可見中國抗戰的歷史，並非如同戰時同盟國或者兩岸政權宣傳的那麼黑白分明，畢竟就連許多我們朗朗上口的抗日名將，都未必把汪精衛視為徹頭徹尾的“漢奸”。
汪政權對美國宣戰，自然也就配合日軍進行反美宣傳，事實上當時也有不少中國人相信日本的勝利是全體有色人種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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