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國之不堪真相:多少人心中,都有個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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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就連中國國防大學國際防務學院院長徐輝少將，都在新加坡出席香格裡拉對話（The Shangri-La Dialogue）上勸告澤倫斯基考慮烏克蘭人民的生命價值，不要為了美國的利益“讓烏克蘭戰斗到最後一個人”。沒想到徐輝此話一出，首先跳出來抗議的不是烏克蘭人，而是大陸網民，他們稱呼徐輝為“投降派少將”與“徐精衛”，並成功迫使中共媒體將徐輝的言論下架。
想當合作者又不願明說的中國人
徐輝的言論之所以引起大陸網民的怒火，不只是在於俄羅斯侵略中國的歷史廣為國人所知，許多對岸人士或許會從對抗美國的戰略需要容忍中共官方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行動中保持中立，卻無法容忍徐輝公然鼓吹抵抗無用論與投降。畢竟這與中共長期以來宣傳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國民革命軍面對日本侵略者應該戰斗到最後一人的論述完全不符。
方先覺在英勇抵抗日本47天後放下武器，就被中共辱罵為“漢奸”罵了長達80年之久，何以徐輝鼓勵澤倫斯基投降的雙重標准就能夠被大陸人民輕易接受？人們批評徐輝之處，未必是因為反對烏克蘭停止抵抗，更多是厭惡北京宣傳的雙重標准。而從台灣的泛藍陣營與中共解放軍內都有主張烏克蘭投降的聲音這點來看，汪精衛的信徒在兩岸確實是所在多有的。
只是因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了，而且敗的非常徹底，使隨著日本戰敗而瓦解的汪精衛政權徹底失去了話語權。已身亡的汪精衛淪為人人喊打的漢奸，他的追隨者遭到重慶國民政府通緝，沒有任何人敢幫他辯護。哪怕是戰後分別加入中共政權以及隨政府來台的前汪政權人士，也為了自保而選擇與汪精衛劃清界線，甚至還要表現的比國軍抗日將士更加仇恨汪精衛。
外加兩岸政權從爭奪聯合國席位的角度出發，都十分看重自己的二戰戰勝國地位，自然不會有人願意為主張加入軸心國的汪精衛平反。可是當兩岸政治精英與人民在消費抗日國軍犧牲奉獻換來的成果時，他們內心所真正想效法追隨的還是汪精衛路線。例如一位旅居洛杉磯的統派深藍前輩，就告訴筆者他崇拜抗戰英雄並不等同於他自己要學習抗戰英雄們抵抗到底的精神。
換言之多數的中國人其實都是希望抵抗者由別人來當，自己當左右逢源的合作者，等到抵抗者擊敗入侵者之後再來坐收漁利，分享抵抗者的勝利果實。反之如果侵略者贏得勝利，那他們就繼續從一而終的當合作者，當永遠不敗的不倒翁。或許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真正遺憾的地方不是沒能靠自己的力量打敗日本，而是看著中國參加了一場從一開始就不該有中國參加的戰爭。
兩岸政權共同的歷史禁忌
荷蘭歷史學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曾指出，包括荷蘭在內許多在二戰期間遭到納粹占領的國家，都會極力塑造自身抵抗者，對於大多數人不同程度上選擇當合作者的史實絕口不提。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一是要迎合納粹戰敗後的國際環境，鞏固自身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體系裡的地位，二則是要確保戰後出生的歐洲人能持續對自己的國家民族保持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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