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政策"過山車"背後:一場無形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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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有人將這種現象歸納為“自嗨-打臉-爛尾”的循環,也有人歸結為中國領導人面對大眾的孤獨,也是他自己制造的民粹主義局面,只好以自己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刹車的控制方式艱辛探索、砥礪前行。帶來的,便是過山車式的統治,幾乎所有激進政策的出台都毫無預警和溝通,卻在眾聲喧嘩中回到原點。
柔性抵抗還是無形革命?
譬如,北京對雄安的大規模開發,完全基於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如同秦始皇對阿房宮、希特勒對新柏林城的熱愛一般,從2014年最早提出到2017年形成“千年大計”設想、2018年國務院正式啟動,盡管指令性要求在京國企總部和若幹三流大學遷入,卻難敵體制內的柔性抵抗。類似的爛尾情形同樣存在“中國制造2025”。
即使2024年7月剛剛通過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議”,試圖比肩4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但是國際社會對其中為輸出過剩產能服務的所謂“新質生產力”表示了懷疑和抵制,一場全球范圍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已經開始,也是對中國早在2013年就開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最新回應。當然,在過去一周,人們又看到了這個歷史決議之核心精神“固本培元”的突然破產。9月26日上午,美聯儲降息後的幾天,在四中全會前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中國領導人自我否定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展現出一副全面對內緩和的姿態。
似乎,在“白紙革命”過去兩年後,來自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柔性抵抗正在全面瓦解中共統治集團的基本路線,迫使中國領導人自我調整。只是,這一重大調整,並不說明中國領導人尚有實用主義一面,或者懂得及時回頭;也不意味著調整後,跟隨總路線一起動搖的體制力量能夠繼續效忠,確保領袖權威不動搖。相反,中國過山車式的統治模式本身正在表明中國內部的離心力量有多麼強大,幾近革命的前夜。
首先,從新冠疫情以來逐漸形成的後疫情觀念正在形成普遍的社會柔性抵抗,即“我們是最後一代”、“躺平”、“垃圾時間”等正在改變青年人、中產階級、和體制幹部的馴服心態、消費習慣和生育意願等,形成了一種中國特色的不合作主義,尤其體現在越來越普遍、跨階級、跨年齡的反消費主義、反奮斗和反意識形態的新價值觀,在政治體制和社會力量之間自我劃下了一條越來越深的鴻溝。
資料照片:人們參加北京的一場招聘會。在青年失業率飆升之際,數百萬畢業生正在進入中國的就業市場。 (2023年8月19日)
其次,十二年以來北京政策的無數次爛尾循環,或者過山車式的統治,尤其體現在國進民退、改革開放的反復較量上,毋寧反映了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巨大矛盾,按照中共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也難以否認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巨大矛盾,其實體現在中國統治者十二年以來拒絕市場經濟的基礎邏輯——資本對未來預期的共識形成和開放性要求,而試圖以基於對過去或歷史的意識形態解釋取而代之,即有關未來預期和固定過去兩種觀念、兩種現實觀的沖突。在這兩種現實觀沖突的現實主義層面,則是資本力量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與競爭,盡管後者也在試圖發展創新,或者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操縱全民對未來的預期且曾經獲得成功。
更為現實的,當北京政策的爛尾次數積累到足夠多,當北京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徹底摧毀了資本、市場和社會對未來的預期或者這種預期的聚合可能即共識,那麼,未來預期一旦陷入崩塌,譬如“歷史垃圾時間”的隱喻如讖言一般流傳開來,意識形態也隨即瓦解。這也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國家與資本結合層面的瓦解。
在這意義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極為吊詭的革命前夜:中共過去十二年的極權主義化正在摧毀它自身的存在基礎,無論國際的還是內部的,無論體制的還是認識的,無論財富的還是精神的。只不過,人們或許已經搞不清楚,這究竟是中共鼓吹的自我革命的非預期結果,還是在“白紙革命”後又一場無形革命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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