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二奶中:一位社會學博士的親歷調查

日期: 2024-09-27 | 來源: 學術那些事兒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最終，因為合伙人們在細節上的分歧，小藝的媽咪事業無疾而終，但這件事對我的震動甚於任何一個二奶故事。我意識到盡管我無比努力地像個“內部人”一樣去感受，把訪談對象當作我的朋友，但這只是我的工作，是職業化的呈現自我，在他們的“另類”生活中穿梭；而周六的爬山小組則屬於我的“正常”生活，他們是我主動選擇的朋友，維系著我的自我歸屬。而如今，工作與生活，“另類”和“正常”之間的邊界被打破了。

我慢慢認識到，第一，所謂的“正常”和“另類”的邊界不過是我人為設置的屏障，隨時可能流走或變得模糊，我的“正常”世界隨時有可能變得“另類”，或者說，我的世界隨時可被“侵入”；第二，我的研究始終建立在我對研究對象的“自我”懸置和“道德”疏離之上，也就是我以一個在道德行為上“正常人”的角度去琢磨他們，所謂的“共情”始終帶著倫理的隔膜。

第一點對我的個人道德造成了沖擊，第二點則對我的研究倫理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然而，意識到並接納第一點，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我緩解研究倫理上的危機。或許“完全的共情”只是個虛像，但這敦促我對自己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采取了更為自省的態度。

我開始認真思考另外一些之前隱隱有感的問題。比如，我對外地女性的同情勝於對廣州本地女性，這不僅是因為“同在異鄉為異客”，更是受到我個人的價值判斷的影響。盡管我試圖擺脫預設，但心中始終存在一些或明或暗的線，將人分隔在我願意投注不同情感的格子裡。

那些迫於生計、缺乏機會、在流動中流離失所、在階層和城鄉結構中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的女性成為“二奶”是情有可原的，而為了消費、維系某種生活方式而被人包養是令人鄙夷的；有感情的婚外情叫人唏噓，親密關系的工具化使用則令人不屑。這些背後其實是一系列價值判斷的混合--主流性道德、對浪漫愛情的迷思、“左派”社會學浸染下形成的“弱者”立場，以及對消費主義的批判。

當我一點點突破這些價值預設，更深入理解他們生活的世界，我漸漸發現，他們的機會和選擇並不是絕對的，結構性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對個體的意涵並不是給定的，而是嵌入於他們復雜的生活世界。理解他們與他們的生活世界的關系才是解釋特定選擇的關鍵所在。

4. 講故事的愛與愁

2006年8月，我結束了一年的調查，回到學校。之後又於2007年暑期回到廣州和寧波進行了兩個月的跟蹤調查。跟很多從田野回來的人一樣，背著一電腦的素材卻不知該如何下筆。

導師建議我先把最有觸動、突破想象的內容寫出來。我整理了幾篇筆記，比如，性與包養關系--在包養關系裡，性（更確切地說是“插入式”的性）並不是那麼重要，相反，“情感勞動”更為關鍵；包養關系與向上流動--很多我調研的二奶並未能積累財富或實現向上流動，進入這種關系更像是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圈子；二奶的內部差異--我調查的不同群體的二奶在生活方式、消費水平、與男人的關系、社會關系方面都各不相同；出軌的合法性--男人對自己的婚外情振振有詞。

主線定不下來，還是一地雞毛。論文大綱寫了改，改了寫，永遠未完成，有一陣我甚至把研究問題給推翻了，覺得它們不能涵蓋田野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而我的材料似乎也不能充分回答關於經濟與親密關系的理論問題。

找不同的老師談，希望有所啟發。有人對女性朋友圈子很感興趣，有人關心城鄉差異，有人覺得情感勞動有創意，有人提醒我要注意中國的婚姻制度，有人還追問關於生育的問題……老師們為我提供了很多菜單，可終究還是需要我來決定什麼是我的菜。

最終我還是回到了最初的研究問題，但關注重點發生了變化，我將個體的親密關系選擇和經驗嵌入於社會不平等、消費主義和欲望話語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之中，討論親密關系如何成為人們實踐“欲望”和獲得“尊嚴”的重要方式--盡管“尊嚴”於不同群體往往有不同的意涵。比如，對打工妹而言，“尊嚴”意味著被當作有血有肉的人，免於“異化”的生活；在都市女性中，“尊嚴”則更多指向參與群體生活、獲得社會歸屬。這變成了我論文的濃墨重彩。與此同時，我也繼續嘗試描繪在“情感商品化”的大潮裡，人們如何去重新界定親密關系的特殊意義。

糾結的不光是“寫什麼”，還有“怎麼寫”。事實上，對於質性研究而言，“怎麼寫”就決定了“寫什麼”。在基本形式上，我沒有太多猶疑，選擇了案例--比較散漫的、“講故事”的方式。在美國，由博士學位論文改成的書是很多人獲得終身教職的重要成果，號稱tenure book。不少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很早就告誡我，要把博士學位論文當作書的初稿來寫，注重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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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情感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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