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一念之仁,邓小平一念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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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纯钩评论分析文章：大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八十六岁高龄的戴晴女士，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六四内幕，其中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戴晴是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六四期间她参加过公开支持学生的活动，也在政府与学生之间作过协调，她虽身为叶剑英的养女，六四后也免不了牢狱之灾。
戴晴披露的一件事，是学运期间统战部长阎明复邀请知识界座谈，会上来了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戴晴问胡启立，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不能报道一下知识界和学生的一些想法？胡启立答以“可以啊”，“我早就说过，报纸的版面由总编辑决定”。
据戴晴说，当时中共中央是有打算在新闻和言论方面再进一步开放，容许民间更多不同声音。当然，六四枪声一响，局势向专政方向一边倒，呢支歌仔也就没得唱下去了。
戴晴提到的另一件事，是胡耀邦去世当天，她陪同台湾媒体人殷允芃去见汪锋（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提到，邓小平最近打算把“四个坚持”从宪法中拿出来，放到党章里去。戴晴说，同样的说法，也曾经由胡乔木向李锐提起过，证明不是汪锋自己在乱传圣旨。这在当时也是石破天惊的大事，随著六四枪声一响，当然也就石沉大海了。
故启立是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得力助手，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统战部长阎明复也是赵紫阳的人，一度颇孚民望，六四后他们都黯然下台。他们当时的表现，代表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一些基本想法，这些想法当然不是他们发明的，基本上都来自邓小平。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定的，用意在保障中共的统治地位，但改革开放发展到八十年代后期，已经有点后继乏力，就连邓小平，也明白政治上不进一步开放，经济开放将难以施展开来，因此他才有将“四个坚持”从宪法拿下来，放到党章中去的想法。
“四个坚持”放在宪法，是作为约束全体中国人的底线，但把中国人的改革激情和思想开放约束在维护中共统治的框框里，本身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当邓小平想进一步推动改革时，降低“四个坚持”重要性便是一种选择。
把“四个坚持”放进党章，意味著只是对党员有约束力，对公民来说，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中共党员控制各级政府的运作，党员受“四个坚持”约束，他们领导的政府又怎么可能违背“四个坚持”？因此，所谓从宪法拿下来，充其量只是一个姿态，强调政治上的灵活性，显示进一步对人民让步的可能，以便造就更活泼的社会氛围，为改革开放再松绑。
八九年间，改革去到瓶颈位置，进也难退也难，党内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的较量也更加激烈尖锐。邓小平在两派政治势力中间玩平衡，本来是倾向于改革派的，对新闻界让步，四个坚持转到党章，这都是邓小平拟议中推动改革的国策。
学运爆发形势为之一变，党内保守势力趁机作乱，改革派遭遇大围攻。学运迁延日久，便是党内摆不平的缘故，邓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关键时刻中共执政的安全还是放在第一位。
当日邓如坚持他的初衷，坚持将两项重大决策贯彻下去，等于对国内广大民意作出重大让步，那样学运有可能平息，社会生活恢复平静，中共便免去暴力镇压的历史罪责。但邓此人是“花岗岩脑袋”（老毛如此说他），他可以向人民让步，但那必须是他主动让步，绝不可在人民的压力下让步，在人民压力下让步，意味著他软弱。
此外，邓小平也明白山雨欲来，不仅北京学运规模浩大，全国各地都有社会运动兴起，如中共作了政治上的让步，此后民间的政治热情进一步释放，人民的要求永无止境，反抗斗争将全面蔓延，那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将造成巨大威胁。
一边是让步以挽救改革，一边是镇压以维持统治，邓小平选择了后者，中共和中国的命运便由此改写。
凡是政治改革，永远都有左右两方的角力，进步力量要向前，保守力量拉后腿，那时便取决于政治领袖的政治见识与历史胸襟。蒋经国初行改革时，身边心腹提醒他这样搞下去会危及国民党的统治，蒋经国答以“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将党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下，邓小平将中共的利益置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二人思想境界如此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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