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命的是中共核心层也集体躺平

日期: 2024-07-16 | 来源: 美国之音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中大
黄榆评论分析文章：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并无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顺带的务虚会议日程，但今年夏天，从7月15日开始，中共三百余位中委和候补委员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一场“二十大三中全会”。

如此刻意的安排，俨然消解了拖延九个月的“三中全会”的意涵。在7月15日当天“求是网”发布的最新一篇基调文章，强调的还是“自信自立”，似乎北京之外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经济大萧条、还有最近牵动人心的暴民袭击外国人和食用油污染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连带两年前“二十大”上才呼吁面对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也在会场内自信满满、老神在在的气氛中模糊了。

集体躺平

这就是外界等待良久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第一天的气氛，仿佛中国社会当下并不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危机和冲突，中共领导人在不久前的延安军队政工会议上渲染的严重国际挑战和内部腐败问题等也不屑于公诸世人。所有迹象都表明，北京当局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本届“三中全会”的任何外溢效应。

或者他们害怕的，是本届“三中全会”不仅暴露出中共过去12年路线的根本失败，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真正危机——或许不是改开时代中共集体领导制下常见的派系或者路线分歧，而是有关政治动力丧失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中共内部的集体躺平。

换言之，相对民众身处的各种灾难性的失业、破产和大旱、水涝等等，他们看到的地方官员的两个极端表现——无所作为和横征暴敛的背后，已经常态化地发生在中共体制内部，正是与民众的躺平类似的集体躺平。这种集体躺平的现象不仅包括基层和中层干部，甚至弥漫到中共管理层核心。这才是“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关键。

就在北京宣传机器开始动员抨击年轻人的躺平心态和社交媒体上“垃圾时间”的同时，从中共管理层发出了一个最新也是最具指标性的躺平信号，莫过于李强总理在月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他在论坛开幕式上引用了领导层2012年以来多次提到的“固本培元”，以此暗示“三中全会”的经济路线。中国坊间舆论一时惊诧，股市也跌破三千点，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李强总理对中国目前陷入经济危机如同病入膏肓一般的暗示。

如果对比十几年前无论李克强总理的“克强经济学”、还是当时在经济内阁直接向总书记汇报的副总理刘鹤鼓吹的“供给侧改革”，从中共负责经济事务的总理口中说出与经济学术语毫不相干的政策名词，表明两重意义：其一，李强并无自己的经济思想，完全唯“老大哥”是瞻；其二，“老大哥”身边的智囊、智库、笔杆子们已经黔驴技穷，拿不出一个稍有经济理论支撑的政策术语，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论库已经枯竭。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深厚、依靠笔杆子立身的中共来说，这种“理论的贫困”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一方面，固然可归因为中共目前的“理论的贫困”，即面对过去十数年以来的错误和失败，其经济官僚们已经汰剩下平庸之辈，无力提出任何实用、有效的经济对策，在中南海内的形势与湖南地方当局面对洞庭湖大水的束手无策并无二致。

另一方面，毋宁反映了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共经济官僚整体退化的同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对策问题上也采取了放任的姿态，如美国经济学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不久前在中国的访问印象，即所谓“不听、不知、不愿、和不在乎”的“四不”倾向，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躺平，对应着中国青年在疫后奉行“不结婚、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的躺平态度。

这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集体“新冠后遗症”吧。三年的“动态清零”瓦解了中国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所有社会契约，也耗尽了所有与改革开放有关的政治动力。

“深化改革”？

重要的，只有从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预测和理解本次三中全会的召开时机和走向，即所谓“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的实质和指向到底是什么？

如果对比中共建政以来的前两次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以中委全会然后扩大会议的方式自我纠错，也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和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共内部的政治动力如何运转，即在中共自身坚持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通过高层斗争实现自我纠错、从原教旨主义回到实用主义的路线上来，那么，在已经肃清所有党内派系和“团团伙伙”以及党外民主力量和公民社会的今日中国政坛，已经不存在任何引导性或者对抗性的政治动力和政治可能，足以让中共党内形成某种实用主义路线的经济政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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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中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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