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里,为什么这么多朝鲜人和越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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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惊艳的是，来自安南的宦官在指挥国家工程层面也有突出表现。正统五年（1440），明朝重修京城的城墙。工部侍郎蔡信认为“役大，非征十八万民不可”，而后，皇帝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其借取京师操练的兵卒万余并不惊扰百姓，年中就完成了。杨士奇赞曰：
“（阮） 安之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为画也，谓事之成非由于人乎。”
除了行政军务之外，来自安南的外臣同样擅长发明火器。明朝平交址之后，创设神机营，专掌“操演神铳、神炮诸火器”，神机营“分为五军、中军、坐营内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为四司，各监枪内臣一人”。作为胡朝篡逆之子的黎澄（胡朝，越南古代朝代，建立者系胡季犁，本是越南陈朝末期的权臣，后改为黎姓）因擅长火器，得以被成祖宽宥，被授以在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的职务，专门负责制造火器，“授以官专督造兵仗局锐箭火药”。宣德三年（1428）正月，被升为工部右侍郎。正统十年（1445），“六月甲寅，升工部左侍郎黎澄为本部尚书”，这位安南外臣竟最后以正二品安老余生，不可谓不令人惊叹。
明宣宗年间之所以重用安南宦官，是因为这些人来自异域的“火者”身份注定其在朝中甚至中华境内基本孤立无援，只有尽心效忠一种选择。他们既不容易扩张势力，甚至也不会和文官集团产生冲突。这对于宣宗维持政局的平衡与稳定产生了奇特的政治效应。尤其是宣德年间，安南宦官与内阁中的杨士奇、杨荣相互裨益，形成了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宦官与文臣共荣的局面。
来自高丽（朝鲜）与安南的贡女、宦官不仅相貌普类中华，且久习汉字书籍，与中原之人几无区分，加之他们多无根基背景，因而能够在明朝内廷中迅速崛起，受到明朝帝王宠爱和倚重，跻身上层政治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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