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低社會生育率是社會總危機?
然而，如今“最後一代”的宣言則有了本質的不同，這意味著新一代已經出現了一種呼聲，拋下了永生渴望，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再將血脈的延續視為個體活著的最重要使命了，相反，他們將精力聚焦於個人在短短一生中的生活質量。
這種社會心態的變動，最鮮明地體現在這麼一點上：95後對生死看得十分淡漠，乃至根本不關心自己死後骨灰被如何處置，拿這隨意開玩笑——當然，你可以說那僅僅是玩笑，但這玩笑竟然得到那麼多人贊成，這難道還不足以構成一種值得注意的新現象嗎？
老想著去糾正年輕人的“錯誤觀念”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從新的價值觀來看，那恰恰沒有錯——社會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范式轉型”，要再回到老路上去，按舊模式引領人們的行為是不可能了。
前些年，歷史學者葛劍雄也曾不止一次談到少子化的問題，他考察古今中外，結論是唯有重新提倡“孝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被人嗤笑是開倒車的復古想法，但我想他之所以得出這樣一個看似不可思議的建議，是因為實在沒什麼現成的出路：對那些不想生的人，各國都束手無策，而樂於多生養的，確實常是出於強烈的文化信念（例如猶太教的正統派）。
對現代人來說，最重要的目標已經不是種群的生物繁衍這種低等的本能欲望，而是“自我實現”，那是他們在放棄了“永生”的願望之後，在現世的終極追求，一種更高級的自我繁殖欲望。所謂“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就是這一意義上對創造的超越。
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在《愛的知識》中極好地道出了這種內在超越：
荷馬筆下的英雄認為他們的目標不是不朽的生命，而是創造一個關於卓越、英勇事跡或者作品的不朽記錄。荷馬筆下英雄想象的合理目標並不是永生的生命，而是對永久流傳的卓越事跡、作品的創造。通過這些，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使世界變成了以後的樣子。亞裡士多德在《論靈魂》中指出，這種類型的超越是“有生命者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特征，一切生物有了它才有了生命”。
也就是說，在這種信念下，人類尋求生存下去的沖動，是“在世界上留下他們自己的某些表達，他們特性的某種延續”，那恰是在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會永生之後，放棄了對外在超越的渴望之後，才會追求這種內在的超越。
從這一意義上說，當下的低生育率既是危機，也是社會轉型的契機，恰恰表明越來越多人已經想清楚，放棄了血脈延續意義上的永生，轉而追求在人生中盡可能活出自我、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一個良好的社會，理應當助力人們去實現這種現世的良好生活，讓人們活得有意義。
不論如何，我們現在只能往前走：給新一代（尤其女性）賦權，切實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讓養育孩子不再成為一件個體（往往是一個家庭裡的最弱勢者）無償承受的苦差事，而享受真正的快樂。不僅如此，還應真正尊重每個個體，去除那些壓抑個體潛力發揮的不合理障礙。這並不僅僅是“多生孩子”的簡單任務，而需要一場深層次的文化變革。
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天真的理想，但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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