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他曾说:中国创新超美?我活着时候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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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新闻内容并非为最近内容，而是来自于“观察者网”2014年4月9日。）
博鳌亚洲论坛8日在海南博鳌召开，“宪政专家”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打响了博鳌“第一炮”，这一次他又谈创新。张维迎昨称，政府根本不应该关心(直接参与)创新，因为那是企业家的事。当有人问，中国何时能成为跟美国一样成为创新大国时，张维迎答曰：我活着的时候没戏。
4月8日，在“经济学家六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论坛上，张维迎认为，现在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主要是体制原因。创新需要两个关键因素：自由和产权保护制度，使企业家感到安全，而现在中国缺乏这两个因素。
他说，“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应该交给市场和企业家；政府关心创新会带来权力寻租，尤其是在中国。”
不仅如此，张维迎还认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造成中国现在创新低的因素。现在中国国企改革中，实施混合所有制过度，只能是个过度不可长期。“若是把混合所有制作为长期制度，则会造成腐败。”
而当被问及，中国创新何时能够赶上美国时，张维迎笑道，“我活着的时候没戏。”当主持人追问他能活多少年，张教授笑称“我估计也活不过150年。”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现场图
以下是张维迎发言实录：
张维迎：尽管中国个别的企业很有创新能力，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不够的主要的因素还是我们的体制。其实我们要想说，创新的关键因素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根本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政府关心创新的时候会制定很多的政策，制定政策就会影响企业家的激励机制。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和鼓励创新的政策，然后给很多的补贴，这诱使一些企业家学坏了，成天想办法怎么样申请政府的补贴，申请之后并不真正的创新，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政府需要使得企业家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产业政策。政府老想批准，说哪一个东西有前途，然后应该支持，如果微软四十年前政府也批不准，谷歌十年前政府也批不准，重大创新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出来，只有少数人可以想到，但是要冒很大的险，最后市场说了算。这样才是创新。如果我们事先都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做创新，这个创新应该高度不确定，这个只能留给市场。
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很多对于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就是短平快的钱。我们确实很多的企业很优秀，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五年之后的人不是很多。
嘉宾：我想问一下张维迎教授，就是您怎么看待国企所有制改革的前景，有人说这个羊入虎口你是怎么样看的？国企改革和创新有无关系？
张维迎：这个当然有关系。国有企业他本身是中国经济创新能力低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我认为，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这么庞大的国有企业问题，不要指望中国的企业整体上很好的创新，因为大量的资源、最好的资源其实都是在国有部门。
另外关于混合所有制，我认为短期来讲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是可以的，就是将来国有企业要逐步民营化，并且私有。但它不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稳定制度，混合所有制作为长期稳定制度一定会产生严重的腐败。
“我活着的时候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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