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求做稳建制派的一生

楼主 / 回音宝宝

金庸求做稳建制派的一生

金庸死了。

也许金庸最大的好处和坏处，都在他会写东西这一点。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办报写社评。才子声名鹊起，又涉身於传媒，政治自然就会找上门。很多文艺菁英或学术翘楚，最终都无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

一个文人，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出来的士大夫人格的文人，是不可能一世写文章，做一个好作家就了事的。因为士大夫人格讲儒家，讲经世致用。士大夫的基本修行路径是「致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後来的中国皇帝为了独揽大权，排斥功臣和贵族集团，创造了科举制以考试取士，将一部份平民提升为官僚阶级。其实事情揭穿了，只是大有为的皇帝要将权力集中，不愿再与父祖一辈的功臣和皇族成员分享权力。但这毕竟促成了阶级流动，新贵的士大夫，产生了帝制也能够开明的想像。这便是延续至今的鲁迅猛烈批评过的折衷主义。近世新儒家在帝制文化中求开明，金庸也说过中国最好是行「开明的社会主义」。

中国士大夫的救世之心，即由此而起；帝师情结，由此而生。每一个士大夫最终服侍的对象都是皇帝和统治者，希望向统治当局反映意见，甚至分享权力。金庸写小说受欢迎，旗下的报纸有影响力，所以在主权移交前的谈判时期，成为中方其中一个重点拉拢对象。之後的事情成为金庸的污点。然而这并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金庸出身於江南名门望族，书香世代，恐怕「经世」之心是早就有的。

年轻时金庸考入国民党的学校打算报效国家，中共建国後又去过外交部求职，都没有成功。後来逃到香港办报，因为在议论大力反对文革，成为亲共派追杀命令的对象。但大乱过後，国家还是国家，81年邓小平邀请金庸见面，他就去了，而且日後多次回顾，可见对於士大夫文人来说，接受皇帝召见是多大的荣宠。以前各种阵营变换，也都值得了。

屈原宫怨不受楚王宠幸，但金庸幸运得多，马上受到统战，然後在80年代的政制谈判，成为当然的玩家，坐落在保守派的一方，88年推出代表中国立垱的「双查方案」，将政制民主化急冻在非常保守的狀态。

一年之後，六四镇压，北京的民主运动流血了，而且是邓小平下的命令。金庸又悲天悯人起来，表示对邓小平失望，并辞去基本法草案委员的职位。杀人之後，皇帝想必又在某一次呵护他一下，士大夫的臣子病又发作，便是「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又从了。

1999年，金庸在中国的「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管理会议」中，发表题为《唡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的演讲，亲切的叫著「毛泽东主席」、「如今，中国的政权十分稳固，江泽民主席领导党与国家，朱熔基总理办事，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全国人民拥护，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跟写小说的金庸，是唡套话语。才子的文字好，但你永远不要堕进去全盘相信。

金庸又表示：

「……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聽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作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作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垱，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

他的演讲在香港也受到不少非议，金庸也因此与发表批评的《苹果日报》交手。现在找到的演讲全稿，也是因为金庸认为《苹果》断章取义而自行提供。

但作为後人也得感谢金庸留下文稿，不然我们无法了解现实比小说更离奇。韦小宝在清人面前，也没有金庸的入戏。金庸自此再没有和皇帝闹翻了，自在故国如鱼得水。而後《明报》易手，香港政制得出最保守的方案，之後一切都是历史。

文学和小说，只是文学和小说。作者是存在於实际社会和政治组织中的人，而中国传统又从来是讲求权力的。「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中国士大夫文化很彻底的披露。金庸那一生，可以用「一世做稳建制派」来概括。他年轻时投向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建制派，中国的唯一统治者；後来他从了中国共产党、从了社会主义，因为这也是中国唯一的统治者。就算文革杀了多少人，六四残害了一代年轻人，那又如何，国家还要过日子。没有这国家，他们就没有国家了。

这并不是随风摆柳，而是士大夫一向自我定位於权力阶层之中。士人、文人、士大夫，生来就应该分享权力。因此我不相信金庸会有甚么阵营之见的心障，津津回味与统治者的亲切见面，大概也是真的。

间或有一些过度简化的意见，将金庸受到的非议定性为「大中华与本土」之争，或当年双查方案是「出卖民主」。不，你得从中国文化的原型和高度去看，才能理解金庸的代表性。在侵华时期长大的人，自然是至死拥抱著富国犟兵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这也不是很坏。很多人都是大中华主义的。但令金庸在谈判桌上对香港反戈一击的，并不是大中华情结，而是士大夫人格。因中华文人对皇帝的召命，毫无抵抗力，很多闹剧和悲剧都是这样发生的。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记说：

「……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也许我们都可以说，我们仍然能够尊敬金庸的跨地域甚至跨文化的文学成就，然而，金庸的一生仍是中华士大夫的活化石。在士大夫的系谱中，经世之用，拜倒在统治者脚下成为「建制派」，成为当然的胜利者，才是主流；隐士、流浪者、狂士，崇尚无用之用的，是隐埋的支流。

中国士人或广义中国人是不做隐士的，他们都有文化基因种下的权力飢渴。而权力只能臣服而问皇上索要。在取得权力和虚荣的过程，旁人他地故乡或者避难所的事情，自然变得不再重要。在特殊的过渡时势之中，好人也可以做至大的坏事；何况是集文人商人於一身、灵巧如蛇的金庸？

中国下层人民永远要做稳奴隶，而士人阶层则永远要做稳建制派，这是中国。相比很多前清遗老、南来文人，想做帝师而终一生没有得到，金庸算是最成功的了。至少他取得了一些经世致用的幻觉、见过圣上一面、摸过军机处外面的一块，在香港也担过一些权力的虚衔，对士大夫文化的末裔来说，也算是死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