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後代真的喜歡取名ABB麼？

樓主 / 惡魔一世

問：紅後代“喜歡”取名ABB真的有深意嗎？

答：從現象上看，所謂的“紅後代”名字用疊字的比例似乎遠遠超過普通人群。根據大象公會近日刊發的文章《為什麼紅後代喜歡起名叫ABB》中的統計，以中共八大97名中央委員為例，一共97個有子女的家庭，僅有資料可考的就有19個家庭在後代起名中使用了ABB這種方式，叫ABB的，則至少30人以上。文章並且援引對普通人群的某項研究，在200個被調查的女性樣本中，起名疊字的有12個，而200個男性樣本中，使用疊字的僅有1例。似乎“紅後代”“喜歡”取名ABB，並且有著某種意味深長的意蘊。

不過，從方法學的角度來看，紅後代“扎堆”取名ABB完全可能只是一種“巧合”，或者沒有太多可解讀意義的偶然現象。文章援引的樣本群從統計學角度來看都嚴重偏小，小到幾乎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例如，我們都知道人群中男女性別比應當大體上在1:1（從嬰而出生性別比來看，大約應該在103:100~108:100），但對某個人而言，他周圍的親戚、同學50個家庭生育的孩子絕大多數都是女孩，那麼，能否從這個人的經驗角度來推斷人群中女嬰比例占絕大多數來呢？顯然不能，因為這是一個特異性的小樣本，在這個小樣本中嬰兒出生性別並非是按照平均比例來分布的，而完全可能呈現出偏態分布來。換言之，如果1個50個家庭的小樣本，那麼總有可能出現其中40個家庭生女兒；或者40個家庭生兒子的情況，二者出現的概率大體相當。

因此，要推斷全樣本的真實比例，選取樣本就必須滿足一個起碼的規模要求。從500個家庭的樣本中推斷，就比50個家庭的樣本更靠譜；而5000個家庭的樣本則更可能接近真實。那麼，像推斷普通人群取名中用疊字的比例大概是多少，至少需要一個數萬人規模的樣本才不大可能出錯。

這還僅僅是樣本規模，影響抽樣樣本推斷全樣本的可靠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抽樣的方法。要推斷中國普通人群取名中疊字使用情況的真實比例，不僅需要一個數萬人的樣本規模，還需要通過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來抽取樣本。如果抽取方式不妥當，那麼就可能造成樣本的偏態分布，從而影響從其推斷全樣本的可靠性。

由此，不難看出，斷言紅後代“喜歡”取名ABB並沒有統計學上的依據。由於“紅後代”上一個特異性的極小樣本（97個家庭），其中出現任何偏態分布都可能是正常的。如果從中國人常用取名用字的前100個字來分析，“紅後代”取名沒有使用的字有很多，逐一對其分析毫無意義。同時，用來對比的普通人群樣本也同樣嚴重偏小（200人），用嚴重偏小的樣本得出的統計數字來代表普通人群的全樣本，從方法學角度是極不嚴謹的。

例如，就以ABB式的疊字取名來看，最近剛獲釋的5名女權運動的抗爭者，其中有3人取名是ABB的疊字名（李婷婷、韋婷婷、武嶸嶸），比例（60%）遠遠超出普通人群的比例，遠遠超出“紅後代”的比例（19.5%）。但我們不能據此認為女權運動的抗爭者“喜歡”ABB式的疊字名；更不能以此來分析其中的“深意”。

當然，從心理學角度，父母給子女取名總會有各自的考量，而且從社會變遷的角度，每一代出生嬰兒的取名會有特殊的“時尚”或“潮流”。這種具有群體傾向性的取名“時尚”，通常反映了特定社會情境下面的社會心理。那麼，“紅後代”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是否具有特異性的一些共同的社會心理呢？從理論上，當然可能有。但如果要探究“紅後代”取名的特殊社會心理，用特異性的小樣本所呈現的統計學特性來作為分析的依據顯然是不靠譜的。通過文獻研究，特別是傳記研究，或者訪談研究的方法來探究這個問題，可能更靠譜一些。而且，即使“紅後代”作為特異性的一個群體在取名這個議題上有什麼區別於普通人群的特殊社會心理，也完全可能不必與ABB式的疊字名字有關。

事實上，影響父母給孩子取名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家庭特異性的因素（傳統、父母對孩子的期望，等等），也有受環境、輿論影響的因素（社會規范、群體規范、他人的建議，等等），在這些復雜多維的因素中，即便某個特殊群體取名有隱含的共同社會心理因素（除非有明確的取名規則），那也是極其微妙和微弱的。

“微言大義”在更多的時候更可能是“過度解讀”。

本文來源：專業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