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被流放，臨行前將在廣東時所譯的《四洲志》、《澳門日報》、《粵東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圖樣，統統交給魏源。魏以關山路遠之辭勸林保重，林說：“善始者不必善終，如不出逆料，則徐此生無能為也，寄意丹青，徒發清議而已。唯愚兄所托著書之事，望賢弟刻意為之，務使大清臣民早開智慧，舍此則無可御侮矣！”
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沒有趁機逃走，她對來勸她離開者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918
年11月10日，梁巨川在北京投湖自殺，遺書說：“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為本位，故不容不殉。”突現了其“必將死義以救末俗”的志願。梁的自殺，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新舊兩派的人物都對他為道德理想獻身的精神表示極大的敬意。
陳其美有一口頭禪：“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他為人題詞書贈還愛寫以下一類壯詞：“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兒大節，光與日爭。道之苟直，不憚鼎烹。渺然一身，萬裡長城。”“有萬夫不當之慨，無一事自足於懷。”
（其人提攜蔣介石，有2子，陳立夫、陳果夫）
魯迅去世前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殷海光說：“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說極有價值，也可以說極無
價值。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
錢穆至少五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姚公鶴說：“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所在，每不准華人之擅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惟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系，乃國民教育之關系。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歷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雲：‘狗與華人不准入內’是也。公園禁止華人於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浜，南自白大橋起，另建華公園，為華人游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尚
少攀折。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撥開歷史的迷霧，看看我們自己
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時，楊度拒絕說：“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丁文江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確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理由。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任鴻雋曾對新入學的學生
說：“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英倫’等等標語。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才不滿十萬噸的海軍，
有什麼方法能夠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槍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槍斃，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
最近‘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曉得東亞弱小民族在哪裡，怎麼能組織起來為抵抗強
日。”
第 21 樓 / vanxiong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