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我的异国导师

楼主 / 趙瑞超

移居加拿大的第一个深秋，我在离家不远的图书馆里见到了安妮。深秋的温哥华，天已经很凉，淅淅沥沥的雨下得清新而悠长，洗得空气纯净，纯净到使人不敢轻易呼吸。生怕呼吸会打破这沁人心肺、动人心魄的安静和清凉。那天下午虽然还不到五点，但夜色已经很浓，除了偶尔驶过的车和远处在公交车站的雨棚下等车的一两个人外，大街上静悄悄的，天空中海鸟的叫声也显得格外的清脆、绵长而悠扬。

安妮，穿着很厚的棉衣，戴着咖啡色的粗毛线织成的帽子，独自坐在图书馆深处的一张大桌子前读书。她，六七十岁，红褐色的脸，皱纹很深，略胖，不高，但干净，慈祥。我请她帮忙更正我写的一篇英语文章，她出奇地认真，不但更正我的语法错误就连拼写，格式，标点都一一纠正，万分感激之余，我仔细审视，才发现安妮的与众不同：她头发灰黄，牙齿全部脱落，显得更老一些！我离开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路灯全亮了，图书馆里除了管理员外只剩下安妮和另一个拿着雨伞准备离开的老人。

那时的周末，我喜欢起早，喜欢独自走在空空荡荡的公园里，草地上，让草叶上晶莹的水珠随意打湿我的衣裤、鞋袜；让那水气和清凉一起打湿我的心；看那淡淡的、浅浅的、水样的薄雾在草尖上，在树叶上蒸腾。我喜欢独自享用这清晨的静，没人起床，只有远处大大的落地窗内一个老人在读他的报纸，只在喝咖啡时才抬头远远地向我微笑问候。

那天，还没到图书馆，就远远地看见安妮坐在门口的矮墙上，她端着冒着热气的咖啡招呼我，笑得灿烂而温和。在不远处的角落里，一辆被雨布蒙着的购物用的手推车上堆满了东西，还挂着三四个大大小小的鼓鼓囊囊的包。“您起得真早？”我问安妮。“我没有家”她极其平静地回答，眼神稍微偏向不远的一株冬青。但又很快地转回来。然后，她微笑着问我的孩子，太太都好？“她们都好”我回答。却抑制不住我的惊讶和好奇！我怯怯地问：“您的先生和孩子也好吗？”“我没有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是我先生的，我先生去世了，她们也都在很远的地方.......”就像在讲述一个和我们毫不相干的故事一样，安妮平静地讲述着她的生活。

十几岁时安妮和父母从匈牙利移民到加拿大，随后父母又生了弟弟和妹妹。她先在魁北克读了中学和大学，并在渥太华独自生活了好多年，三十多岁的时候在温哥华结识了她的丈夫，然后一直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做行政和秘书之类的工作，直到退休，她在那里工作了十六七年。对于那段时光，安妮很是知足和骄傲，她说那时没有电脑，很多文字工作都是用打字机来处理的，学校里学生很多，有些学生现在已颇有成就。安妮的自豪溢于言表，她深深地沉浸在那远去的快乐和幸福里！

周末的图书馆要到中午才开门，一抹绛红的朝霞从大片的白云后面探了一下头，轻轻地把淡淡的红光倾泻在湿润的花草上，露滴上，空旷的广场和马路上，安妮那凄迷不清的眼神里，和我的斜长斜长的影子上。那霞光转眼即逝，消散在淡蓝淡蓝的云里......最后的几片红黄斑驳的枫叶随着一丝微风轻轻地飘下，落在离我和安妮不远的地上，随风滚落在嫩绿的草尖上。

后来，后来她和丈夫都退休了，她们就住在我们在的Kitslano，温哥华像少女般甜美的区之一；不幸的是一场大火烧毁了她们的家和全部值钱的东西，不久丈夫也去世了。对于那场大火安妮没有太多抱怨，只是说她们没有买保险，所以烧了就烧了，没有得到太多的赔偿。

在温哥华我见到过不止一个的拾荒者，他们或推着和安妮相同的某个商场的购物车在街边的垃圾桶里翻捡瓶子，或坐在某个角落里喝得微醉而默不作声，也有弹琴要钱的，或者牵着他们的狗在公园长凳上睡觉的。但是我却无法把安妮和他们归为一类，不是因为年龄，不是因为性别，更不是因为穿着和行囊------安妮是清白的，高尚的，与众不同的，与常人无异，却又分明地有别于常人的，我不清楚，也不明白！

那天，我第一次给了安妮钱，算是对于她帮我的酬谢或者算是施舍。我给她五十加币，她只要了十元，她说这就够了。她说她有钱!她还要谢谢我！随后，我们约定每个周二和周末只要我有问题都可以去那里找她！我再去的时候，安妮总是很准时地侯我。我也发现她在学习，在做一些笔记和写作。她告诉我，她在学习西班牙语，学习西班牙文学，是因为她喜欢。除了每次给安妮不多的钱外，每次去的时候我也常买一个午餐，一个咖啡或是从家里把妻包的热的饺子带给她！安妮从不拒绝！每次都表示感谢！

我发现安妮是我最好的老师，她对于英语的发音，单词，写作，语法，修辞的理解和运用丝毫不逊于那里大学的任何一个教授，并且一定要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确认我理解了、领会了！他更懂得法律，政治，历史和文学，每每讲到这些她都如数家珍，津津乐道。我越来越看不明白我眼前的这位异国朋友，老师，拾荒者，流浪者，无家可归者和学识渊博的长者！

天气越来越冷，安妮穿得越来越厚，并围了个长长的和帽子一样颜色的围巾，只是她的衣服也越来越脏，在近处能闻到一股稍微的酸涩。我一直想要知道安妮是在哪里度过每一个夜晚的，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那年，圣诞节前的一场大雪打破了温哥华多年的积雪记录，我的女儿却兴奋极了，天没亮就叫我起床，送她去滑雪，车很难开，我们走得很慢，在离家不远的街上，我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一个垃圾桶前翻找着什么----是安妮!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在拾荒！我的心突地一凉，没有停车，生怕惊扰了任何人，怕人知道我和她认识，我甚至觉得因为和她的关系，我也变得同样地龌龊，猥亵！

安妮没有推车，她很快地翻找完一个垃圾桶又去找另外一个，我更往我的棉衣里缩了缩，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也没有看到我们。她的裤子和外套都被雨雪打湿了很多，应该更冷！

圣诞和新年期间图书馆是不开门的，新年之后再次见到安妮，她好像病了，咳得非常厉害；衣服更脏，包里也更鼓！她的车上的东西却分明地多了，安妮有些憔悴，却依然认真地给我更正我的英文，那天雨下的挺大，中途她出去两次去查看她包裹里的东西。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见到她，尽管我去找过她许多次，每想起安妮我的心都突地一沉，我不知道安妮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已经远走天国，像那浮云和落叶一样......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天空异常晴朗，路过图书馆时，我远远地看见在安妮躺在图书馆外的矮墙旁。我走过去，她突然被惊醒，坐起身来，和我打着招呼！天气已经很暖和，孩子们都开始穿T恤和短裤了，而安妮依然是冬天的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她被晒得满头大汗，汗珠在北美特有的炽烈的阳光下浑浊而不清-----她需要阳光，需要晒太阳，需要温度。

她说前一段时间她病了，一直没来这边。直到我给了她钱走开，她都没有离开那铺在地上的用雨布包起来的棉被，她仍然在读书，读她的西班牙语的书，旁边还开着收音机，在播关于加拿大民主党、自由党和绿党竞选的事。她还咳嗽，却不停地喝她的咖啡，是特大杯的那种，咖啡溅在她的衣服上，引来一两只苍蝇赶也赶不走！

我请她去餐馆吃饭，她不肯，说是刚吃完早餐，我去不远的餐馆买了外卖给她，安妮照例地感谢！和我再见！却没有起身。

接下来安妮又消失了！我再次感叹生命的脆弱，我深信这次安妮真的不会再来了！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这个世界对她来说早已了无生趣-----加拿大，这离天堂最近的地方，留给她的也许更多的是悲凉和寂寞。只有在天国里-----在那里她的先生，他的父母，他的幸福和骄傲才在，她才能像个小姑娘一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地飞跑在这到处浓绿，到处花开的春光里，我告别了我这特别的朋友，我的导师和我心灵深处的凄惨和阴暗的那个角落，奔忙于我的移民生活里！

夏季的温哥华是最美的季节，在绵长而无尽的太平洋海边，在英吉利海湾，在史丹利公园，到处是晒日光浴的；打沙滩球的；举家烧烤的；或者跑步；或带着狗洗海澡的人们。我的英语已经很好，女儿和太太早已习惯了这里的漂亮，干净，寂寞和热闹；我们已经像多数的西人一样，去超市购物，去海边渡假，去教堂祈祷，社区读书。

“赵”，两三个月后我又一次听到安妮叫我，吃了一惊！安妮在图书馆外和一个五十岁左右牵着一条棕色大狗的女人在聊天，看到我来，那女人顺着狗挣扎着要去的方向走了。

安妮瘦了很多，精神却很好，还穿得很厚，但浑身上下分明是全部洗得干干净净的。她换了一个浅色的包，包里却依旧是她的书和收音机。安妮说她的妹妹来看她了，妹妹请她住了几天宾馆，她们还出去玩了一趟，现在妹妹走了，她回来了！安妮很知足,也很快乐，我给她钱，她没要，她说现在她有钱，她刚领了那个月的退休金，暂时用不上！她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北美作家和上次大选的事，都是我不太明白的，她夸我的英语进步很快!我不清楚！就像我总也看不透的温哥华的天为什么那么蓝一样，真真切切，却又迷离不清！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回到国内很长一段时间了，也再没有见到安妮了。安妮------你还在吗？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