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看《老照片》
...同孚大楼,石门一路有一个窗口...张永芳老先生讲述...
两个人的故事(上)
与永珍一起结伴跳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父亲继续他的生意,我也复学回到课堂上。临别时,我和梅萍依依难舍。梅萍说,不如我到上海去读高中吧?我一想,也好。
征得两家父母同意后,不久她来到上海,住在我们家里,入读华东女子中学高中部。
在上海,她和我的小妹张永珍性情投合,情同姊妹。永珍那时也进了初中,出落得花容月貌,乖巧灵活。她们两个经常一起结伴出去跳舞,跳到半夜才回家。当年上海的舞厅,都是上流人家的高级消闲场所,她和永珍能歌善舞,是跳舞场上众所瞩目的焦点。
有时我也去凑热闹,但我的兴趣主要在看书和听音乐,梅萍常常笑我是“书蠹头”(苏州话,意为书呆子),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去了几次,就意兴阑珊了。
那时,因为课程紧张,我经常不回家,住在大学宿舍里。可是,不论在实验室实习,还是在校园里做野外测量,以及在图书馆看书时,梅萍常常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面前,给我带来一阵惊喜。
有时,她也来到我的宿舍里,陪我一起温习,为我斟茶、削水果,在我功课做到疲倦时说说闲话。夜深了,我怕她回家路上不安全,也常陪着她从西区搭车返回外滩附近的我家。那些甜蜜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一次,她和永珍甚至跑到圣约翰大学里我教室的外面来等我。她们两个,都是如花似玉的美女,在窗外一出现,立刻引起教室里正在自习的同学们的留意和注目。有一个和我相熟的同学认出梅萍,突然大叫一声:“张永芳的未婚妻来了,我们去欢迎她!”同学们立刻轰动起来,在教室鼓掌叫嚷着,一片喧哗,令我心里又得意又尴尬。
永珍的美貌,也给我的同学留下极好印象。好友潘家多甚至爱上了她,两人相恋,几乎成了一对夫妻。这是后话了。
终于决定结婚了
读了一年多,梅萍思念父母,回苏州去了。
每个周末,我又往返于上海和苏州两地,成了习惯。
到了1947年秋天,我终于从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本来,我应该是1946年毕业的,可是因为停学半年,要补一些学分,所以延至第二年才完成学业。毕业之后,正值国共内战,国中遍地战火,建筑业一片萧条。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父亲的古玩店里帮忙,做了半年多生意。
中学同学刘慧中,忽然对梅萍的妹妹一见钟情。他是我格致公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性情投契,虽然后来他读的大学专业是纺织,但是我们仍然经常往来。1946年梅萍到上海来读书,她的妹妹梅琳放假时也跟着一起来上海游玩。
一天,刘慧中请我和梅萍吃饭,我说梅琳一个人在家很闷,也一起去吧。世间的事竟是这么奇怪,我们三人到他家去吃饭时,刘慧中对我将来的小姨梅琳居然一见倾心,连他父母也对她十分喜欢。后来,刘慧中要我和梅萍从中斡旋,带他去苏州谒见梅家父母,表示他对梅琳的爱慕之情。对他和梅琳的姻缘,我乐见其成,不久就陪他去苏州。经过一番努力,他们也订婚了。
1946年秋天,刘慧中应台湾一家矿业开采公司的招聘,前往基隆金瓜石去开采金铜矿。1947年年底,他回到上海,筹备与梅琳的婚事。经双方父母同意,他们订于1948年2月17日正式结婚,并决定婚后一起到台湾基隆去生活。
听说后,梅萍有点怏怏不乐。那时,和我们一起订婚的张永昌、杨海燕已经结婚了;如今,比我们晚订婚的刘慧中、梅琳也要结婚了。她对我说,订婚到现在,我等了你四年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说,我刚大学毕业,虽然做生意赚了一点钱,但我觉得还不够,我想让你在婚后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她说,苦一点没有关系,我只想早日能够和你生活在一起。我想了一想,说既然如此,我们就结婚吧。
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刘慧中、梅琳婚礼之前的2月9日,先行举行我们的婚礼。
严家淦欢迎我去台北
1948年2月9日,我和梅萍结婚了,婚礼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的八楼宴会厅举行,证婚人是圣约翰大学工学院院长杨宽麟老师。
喜酒结束后,新婚之夜在当时上海最有名的金门饭店里度过。过了两天,我们前往苏州的新居,那是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在北寺塔附近,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婚后的生活,十分甜蜜。
可是,我们却不得不暂时分离。
之前的1947年初,在台湾的刘慧中回上海省亲时,跟我说起台湾光复不久,百废待兴,急需各种人才,专业前景相当不错,又说起他对自己在台湾的专业职位颇为满意。我听了,不免有点心动。
那时,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叫乐笃周,是北京同仁堂在上海的分号达仁堂东主,他的妹夫汪申任台湾工矿总公司窑业分公司总经理。这家公司是官僚资本,汪申又和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1975年起在蒋介石之后曾出任“中华民国总统”三年)很熟。我托乐伯伯写信给汪申和严家淦,询 问台湾那边有没有可能给我工程技术方面的一个职位。
不久,严家淦和汪申都回信了,严家淦更是我圣约翰大学的老学长(1926年毕业)及苏州同乡,欢迎我去台北。可是接到信后,我还在犹豫着,毕竟是台湾,一个远离上海的大海孤岛,到底去不去呢?
1948年,刘慧中回上海结婚,见面时又勾起我的心事,有些心神不宁。梅萍安慰我说,现在你的好同学刘慧中去了台湾,我的妹妹也嫁到台湾,不如我们都到台湾去,你有个专业工作,我对妹妹也有个照应。
2月中旬,刘慧中和梅琳举行婚礼,过了几天,他们启程前往台湾。我和梅萍还在新婚蜜月中,梅萍要我跟他们一起走,路上有个照应。要我先去台北看一看,如果好,再接她去。我答应了。
我是1948年2月20日搭乘上海到基隆的“中兴号”海轮,前往台湾的。很巧,一上船,又遇到了大学同班同学徐基元(现为香港永康建筑公司老板,在建筑界相当出名),之前他已经应聘台湾大学土木系任讲师,不久前特地回上海结婚,这次携新婚夫人一起回台北。他对我说,到台北之后,可以到台大宿舍先落脚,他在那边有一个好友。
风平浪静,海轮很快到了基隆港。上岸之后,刘慧中夫妇告别我们,前往金瓜石,我则随徐基元夫妇前往台北,寄居在他的朋友、台大土木系讲师陶光允的宿舍里。
陶光允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很豪爽的一个北方汉子。在台大寄居的几天里,发生了台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许寿裳遇刺的事件,令我极为震惊。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很喜欢看鲁迅的书,也知道许寿裳是鲁迅的密友之一,在鲁迅逝世后写过几本回忆和研究鲁迅的书,我对他很崇敬。听到他遇刺的消息,我很悲痛。
到了台北,立刻去拜访汪申,他很热情,说已经安排我去他同一个公司的另一部门──工程分公司任职,担任工务部设计组的技术员。这家工程公司在开封街一段四号,我很快在新公司办理了入职手续,并且开始作业。我的工作是有关工程的设计估算、测量等。过了几天,公司分配给我一幢家属宿舍,离公司所在地开封街不远,在末广町的中华路十六号。
我稍事整理之后,在3月初渡海回到上海,再到苏州,专程接梅萍到台北来。
1943年11月9日,我与梅萍订婚。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合影。那年我十八岁,梅萍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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