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奇觀，丟盡中國臉（南方周末本期世博專稿，原文已被刪改，(《HIGH過之後，優雅起來，世博開啟國民素質成人禮》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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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稿子歷經七次修改，數次送審，最後出來的稿子已經與原文完全不同，所有批評世博會的內容悉數刪除。
世博固然是一場盛會，但它只是一個國家成長歷程中的一個節點，我們記錄這期間發生的尷尬，並不心懷惡意。
所謂的“文明”從來指的不是老百姓是不是隨地吐痰、大小便，而應是生活在其間的公民如何自主地改造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加從容、克制、理性而有尊嚴。
探討文明現象，不代表我們用柏楊式的文章對國人“橫加”指責，我們更願意由此展開對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治理方法論的探討。
直面尷尬，心懷美好，改變隨時隨刻可以開始。

作者：陳鳴、實習生劉高陽

上海世博會，又一個屬於中國的時間。在展現城市文明的同時，這個橫跨浦江兩岸的巨大園區本身就是一個存在184天的微型城市。游客將與現代場館共同構成這次展示。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然而，行走在這個臨時城市裡的游客卻正在讓這個系統瀕臨崩潰。

失控的“熱情”
在經歷了最初的好奇之後，很多外國場館工作人員對中國的好感被沖刷殆盡。
兩個月前，阿娜斯塔西亞（Anastasia Yevets）對上海世博會充滿了期待，而如今，她的心情卻比上海連綿的梅雨更加糟糕。
這個來自白俄羅斯的姑娘和她的同事們正在目睹一場“災難”的發生——他們的場館越來越像一個動物園。中國游客們在場館裡大聲喧嘩，接打電話，拿起相機對著每一個金發碧眼的老外狂拍。“有時候，中國人一手猛拍著桌子，一邊對你喊著嘿！嘿！嘿！他們想喊我合影，卻讓我覺得自己像只被圍觀的猩猩。”最令阿娜斯塔西亞難以置信的是，幾天前，一位中國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孫子在場館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
處於震驚和崩潰邊緣的並不僅僅是阿娜斯塔西亞。
在古巴館，Shela Borges Glez見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開始，她們在牆上劃出一小塊區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兩天不到的時候，漢字就像蝗蟲一般瘋狂地覆蓋了整個場館的牆壁。中國游客的熱情程度顯然令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連Shela的辦公室都不能幸免，在玻璃門上，中國人寫滿了“XX到此一游”和“XX我愛你”之類的字樣。在數次清理之後，Shela和她的同事放棄了努力，每次擦完不久，中國人又將攻占他們的玻璃。他們只好貼出“禁止往牆上塗畫”的告示，以這樣的形式為自己一開始的錯誤決定埋單。
世博園裡發生的這一切，就上海的雨季一樣，無休無止，令人心生厭倦。
埃及館的Tahany剛剛從開羅飛到上海來接替她同事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館長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們的石頭！”場館裡擺的雕像都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其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愛神柱”之類的珍品。
這些從開羅運送過來展品大部分沒有加裝防護罩，“因為在我們國家沒有人會去摸文物，因為那是一種犯罪行為”，但很快，埃及館的大部分工作人員不得不放棄原先安排的工作，他們每兩個人守著一處雕像，並拉上圍欄，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一個中方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埃及人迅速地學會的第一句漢語不是“你好”，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復上百遍。
在捷克館，游客們一度像蘇聯紅軍攻占柏林德國國會大廈一樣紛紛爬上聖約翰·波穆克的青銅像，直到銅像被護欄圍了起來。在孟加拉館蓋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員面色冷竣，機器人一般地只重復說一句話：“排隊，排隊，排隊，排隊……”。
在經歷了最初的好奇之後，很多外國場館工作人員對中國的好感被沖刷殆盡。
“他們剛到上海的時候，看到那些宏偉奇特的展館，都是‘Wow’的驚歎，覺得中國人很了不起，而在見識了中國游客之後，所有人都開始討厭中國人。”和那些面對人山人海的中國不知所措的朋友們不同，阿娜斯塔西亞算是半個“中國通”，她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學習漢語三年以後，她突然發現不知該如何向自己的朋友解釋這樣一個復雜的中國。
在梅芳的朋友裡，很少有人像她一樣游歷過中國貧窮的鄉村和小城鎮，更不用提理解眼前這些操著各類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種種“失禮”舉動的原因所在。“我經常告訴朋友們，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這樣。”
但即使是梅芳，也很快失去了耐心，她的眼睛在無數次突如其來的閃光燈照射後開始幹澀脹痛，有一天因為制止游客插隊，一個中國男子用地圖狠狠地拍打了梅芳的手臂，這次襲擊讓她委屈得哭了起來。在中國小孩在場館中央大便之後，白俄羅斯館終於用巨大的圍欄把中央的圓形場地圍了起來。

守不住的場館
作弊與反作弊，破壞與反破壞，偷盜與反偷盜，成了一場每日上演的拉鋸戰。

當“梅芳們”在場館裡焦頭爛額的時候，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們也在人潮中努力站穩。她來自華東政法大學，是世博文化中心的一名志願者。很多時候她被調配到北門疏導人流，在這個出口，人群被分成兩隊，一隊通往六樓參觀，一隊則直接出館，兩個隊伍中間用隔離帶隔開。很多時候隔離帶和志願者的引導被視若無睹，只有在發現走錯了之後游人才返過來要求志願者讓他們原路進館。“他們既想不受控制地亂走，又絲毫不願承擔走錯的後果。”
連不明國情的外國工作人員也很快明白，“過度熱情”已經無法解釋眼前發生的一切。除了不講禮貌和規則，更多千奇百怪的狀況從第一天開始，從場館的入口處，就層出不窮——一位法國館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最初的幾天他們像目睹奇跡一樣，看著那些從綠色通道坐輪椅進入的游客一進館就紛紛站立起來行走。
破壞規則的好處顯然十分誘人——當別人還在排兩三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的隊時，綠色通道上的人員卻可以在二十分鍾內進館，而且還能捎進一個“護理人員”。在一些場館門外至今可以看到為數甚眾、真假莫辨的殘疾人排起長隊。
“有一次，一個有著強壯肱二頭肌的中年男子坐在輪椅上，很疼似的緊緊握住自己的手臂，卻告訴我們他患的是小兒麻痹症。”一個在沙特館門口協助維持秩序的志願者說。一些明顯已經接近10歲的孩子被父母安排坐進了嬰兒車，以此換取不排隊的特權。
在經歷了最初階段完全開放的姿態之後，很多場館開始小心調整收縮他們的策略。所有試圖由綠色通道進館的老人、孩子和殘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關的證件，一些明顯有作弊行為的游客被擋在通道之外。
但這只能擋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們依然能夠掏出各類紅綠繽紛的證件。有的家庭為了讓一家老少都能通過，在場館門口精心商量著如何分配手頭的老年人身份證、殘疾證和嬰兒車。這看起來像是一盤跳棋游戲，任務就是一堆棋子搭上另一堆棋子的順風車，從而跳到場館的那一邊去。
即使作弊失敗，對大多數人來說也沒有什麼損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後游客們還一邊大罵工作人員，一邊離開，臉上不但沒有慚愧，反倒對我們有不通融辦事的鄙夷”，一位來自江西科技師范學院的工作人員憤怒地說。
進入場館內部之後，游園狂歡才剛剛開始。在捷克館，一個名為“捷克明珠”的視覺裝置吸引了游客圍觀，這個由5個巨大玻璃面組成立體屏幕璀璨明亮，令觀眾仿佛觸手可及。開館之初就不斷地有游客用腳磕打玻璃，他們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玻璃做的。於是一個專門的工作人員被派在此處專門制止人們的破壞行為。
在摩肩接踵的嘈雜環境裡，偷盜與反偷盜，也成了一場每日上演的拉鋸戰。
在泰國館的最後一個參觀環節是放映一部3D的電影，場館內的設施會隨著電影場景灑水和噴施香氣，顯然十分鍾的尖叫體驗令很多觀眾沉醉其中，於是，他們決定趁混亂把3D眼鏡捎回家去。
泰國館的解說在每場電影結束時都會向游客們懇求：“這個眼鏡在家裡看電視是不會有3D效果的，我們的眼鏡已經越來越少，請您不要拿走。”但結果令人無奈，泰國館館長Saranpat Anumatrajkj向南方周末記者抱怨，館內的3D眼鏡每天以5%－7%的速度丟失，“每放一場電影大約會損失10個，而我們每天大概會放50多場電影。”
在中國鐵路館，3D影院的200多個座位如今只能坐100多人，原因是3D眼鏡被偷到只剩這麼多了。
香港人似乎對3D眼鏡遺失的可能性有更充分的預判，他們直接在眼鏡上貼條形碼，在場館出門處設立安檢門，任何試圖帶眼鏡離開的人都會引起機器的尖銳叫聲。盡管如此，人們並沒有放棄努力，安檢門因此每日鳴叫不已。
比眼鏡更小的物品更適合被帶走，在波黑館，狹長走道上的液晶電視上的8GU盤被游人盡數拔光，最後館方不得不把數據盒藏起來，通過USB線再連接到電視上。
也有人嘗試更有挑戰性的目標，6月27日下午，波黑館的兩名中國游客從嚴密封閉的玻璃壁櫥裡成功地偷出幾件嵌有珠寶的首飾，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幸運的是另一位游客在離館前及時地舉報了他們。

蓋章族的圍攻
“他們做的就是蓋章蓋章蓋章蓋章……”中國人自己打了起來。打斗密集地持續了一兩天後就沒再發生，因為印章也被偷走了。

“世博會的主題曲應該是一片篤篤篤的敲章聲。”突尼斯館的Anis Basti調侃道。世博護照，這個起源於1967年蒙特利爾世博會的玩意兒從來沒像在中國這麼火爆過，這令他根本無法理解。
圍繞世博會賺錢的黃牛們開始提供蓋章服務，游客只要在門口等待，黃牛入館蓋章，最後收取一筆數十元的手續費。
場館有冷熱門之分，而在蓋章這一事情上，每個國家的場館終於實現了“平等”。在只有6個房間的烏拉圭館，為應對蓋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間被改成了蓋章專用房。在泰國館，銅、木、橡膠等各類材質的印章則被悉數敲壞。
中國游客的狂熱在蓋章上終於全面爆發。在丹麥館，游客為爭奪印章而與工作人員發生沖突，這被拍成視頻傳到了網上。愛爾蘭館的印章被當場搶去，原因是工作人員拒絕為同一個人蓋數十本護照，於是游客決定自己動手，最後愛爾蘭工作人員不得不報警。
拒絕這些長時間排隊的中國游客的蓋章要求時常要冒一定風險。“死愛爾蘭鬼”、“死丹麥鬼”、“死法國佬”……各種口音的咒罵足以令人崩潰。
Shela所在的古巴館幹脆將蓋章台移到場館外面，並用鐵鏈將章子鏈了起來。更多場館把印章收了起來，不再提供蓋章服務。在白俄羅斯館，工作人員同樣掛出了紙牌，上面直截了當地寫著“沒有章”。“他們做的就是蓋章蓋章蓋章蓋章，根本就不看我們的館”，一位挪威館的工作人員在面對上海電視台的攝像機時忍不住痛哭。
泰國的Saranpat告訴記者，蓋章的人群不時地與工作人員發生沖突，最後他們幹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讓人們自己動手，導致的結果卻是更加混亂，中國人自己竟然也打了起來。打斗密集地持續了兩三天後就沒再發生，因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很不理解，他們的場館設計用很多技術手段設計了逼真的互動體驗，依然有很多中國人進來只是蓋個章，然後就匆匆尋找出口。
對這一點中國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經常出入世博園的上海本地記者說：“其實世博會更像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的游樂園，人們來這裡玩耍，心態和旅游沒有區別，那些代表現代科技走向的技術既沒人懂，更沒人看。”
而“蓋章”則不一樣，這在中國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有時候甚至是一種文化。有一次，白俄羅斯館要送一個平板小推車進園區，最後蓋了十多個章才獲得批准。每一次填寫表格，都是疲於奔命地在樓上樓下四處尋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系統，所有人在找人辦事。在我們國家，一個章就足以通過所有審批。”梅芳無奈地說。

失去尊嚴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盡的排隊游客終於情緒失控，他們在場外齊聲大喊“納粹！納粹！”，以致於德國館不得不向園方要來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發生的零星不快，並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來，相反，在開園初期遇冷之後，每天游客數量都在節節攀升。每天游覽人數已經從最初的每天20幾萬人上升到現在的45萬人以上。
顧曉芳是江蘇一家國企的員工，6月初她被單位組織前往上海參觀世博。在人滿為患的沙特阿拉伯館，她看到很多散客因為長達5個小時的排隊時間而癱坐在地，這個過程中大人們沒有機會上廁所，小孩子們開始隨地大小便，有的人開始打牌玩游戲機，更多人無所事事。這樣的場景讓她想起了恐怖的春運。
悶熱潮濕的上海加劇了人們的煩躁。上個月德國媒體報道，一群筋疲力盡的排隊游客終於情緒失控，他們在場外齊聲大喊“納粹！納粹！”，以致於德國館不得不向園方要來了更多的保安。
顧曉芳認為網絡上把園區裡出現的種種不文明現象都歸結到游客身上並不公平，在她看來，超長的排隊使人們失去了尊嚴。“園區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柵欄可以設置得很彎很長，人們的耐心和體力卻是有限的。”
在志願者蔡雯俊看來，很多時候園區和游客需要共同改進，比如世博文化中心的6樓有幾家餐廳，前來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廳人員帶領直接上樓，但是很多人並沒有途徑可以訂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過嘗試，他們試了包括查號台在內的各種方法都沒有找到訂餐電話。“我們都聯系不上的話，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後他們肯定就要開始抱怨。”
來自上海第二工業大學的劉永生是該校志願者在中國館的帶隊老師，她認為在排隊兩三個小時後人會極端疲憊，場館方在設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舉例子，在中國館南廣場排隊的游客通常比較長，平時盡量安排到傘亭處，如果遇到天氣炎熱的情況，就把隊伍再往裡放，一直排進手扶電梯，“讓游客覺得畢竟是進館了，這樣就可以很好地安撫他們的情緒。”
然而陸續增加的旅游人數，無疑還將對園區公共服務構成持續挑戰。公共汽車站大部分時間人頭攢動，尤其是世博大道線上的乘客時常需要分流到過江線上，再從就近站點步行到達場館。
就在顧曉芳參觀世博園前後幾天，世博局發布的旅行社團隊入園預約情況信息顯示，6月4、5兩天的預約團隊數共達到9152個,預約游客人數共達35.35 萬人次。截止5月底，世博局票務中心提供的數據，已售出的3771.2萬張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團體票，而其中大量是單位采購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項任務。一位在重慶工作的女士因為害怕擁擠的原因拒絕參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單位罰款1500元。

中國成人禮
世博會不止是拍個照，蓋個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義，無以理解現代化

在園區的許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讓世博會走向尷尬。在靠近美國館的吉野家，歐洲廣場附近的肯德基餐廳，在公交車站，不時可以看到沖突的人群。人們因為碰撞、排隊、踩腳而爆發了各類口角。
成年人們看起來興奮而富有激情，同時像小孩一樣易怒。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周邊的江浙一帶趕來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從每天早上排兩小時隊進園開始，這一天的游覽就注定是一個極費體力和耐心的工程。
陣雨不時地襲擊人群，在那些擁擠的隊伍裡，撐傘的人們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圍人的身上，然後開始了互相指責。6月27日早晨7點鍾開始，南方周末記者體驗了一次兩個半小時排隊入園的經歷。游客的爭吵從未停止。兩位來自香港的游客在隊伍中為人勸架，他們對園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隊伍都這麼長，上海最近又每天下雨，為什麼不多蓋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幾萬人等著入場，為什麼不把開館時間提前？”
精心建設對比走馬觀花，在世博園這個微型城市裡，人與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前為止最大的尷尬。
在志願者蔡雯俊看來，世博會讓很多人聚焦在一個空間裡，很多問題就會放大凸現出來，這並不是世博會的問題，而是人的素質問題。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解裡，花160元人民幣進園就是享受服務的。在應聘上海世博志願者時，蔡雯俊曾經懷揣著不錯的預期，“我們對游客提供了幫助，他們應該會是感謝的態度，結果他們經常喊我們服務員！”
在集中逛了幾個熱門場館之後，顧曉芳和幾位單位同事便放棄了繼續參觀，“說實話，都是看個熱鬧，什麼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們圍坐到高架步行橋下一邊打牌一邊抱怨這裡一點都不比普通游樂園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會參觀者突破6000萬人，日本一半的國民參加並見證了那場盛會，其成功的舉辦被公認為是日本國家現代化到來的標志。而上海世博會的價值正被低估，一個本來應該是全民科技的盛會正在成為一個的只是養眼的景點。”一家上海媒體評論說。
6月26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羅斯館的角落裡，這份工作已經讓她精疲力盡。她開始懷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憶起北京奧運會時候的愉快經歷，“所有事情流程順暢，每個工作人員會講英語，沒有觀眾會襲擊你……”
有時候她也在沮喪中表達了理解：“我知道你們有過三十年的封閉，人們的價值觀被推翻並重建，就像蘇聯時候的我們一樣。”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國人行為的機緣所在，面對她那圈已經厭煩中國的朋友，她說：“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沒有真正到過中國，更多的地方不發達。這裡有壞人也有好人，有時候他們只是因為還不富裕。”
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隊雙重考驗下，游客們已經筋疲力盡，人群東倒西歪地坐在路邊的草地上。一場盛大的花車游行讓他們重新興奮起來。那是一場連綿細雨之後的移動演出，遠處是吹奏著西洋樂曲的銅管樂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