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点阳光的---紫荆花下的回忆

楼主 / carboy

从同学录那里翻出来的

那一段青葱岁月---记忆中我的大学生涯

同学聚会在即，不禁勾起了我许多大学时候的回忆。我想趁有时间写下来，因为如果再不写下来，恐怕就要忘光了。记忆中当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一，自惭形秽

我是从北江中学考上中大的，考试的时候超水平发挥，竟然考了个文科全校第二，分数据同学刘迅的记忆是514分，当年高考录取分数线是450分，中山大学的分数线是470分，因为中山大学经济系在当时是最热门的系，录取分数线竟然高达510 分。广东的子弟很多都不愿意出去外省读书，所以来了我们系的几乎全部是省重点中学出来的，在省重点中学当中，又差不多都是前几名出来的，可谓the best of best，正式的top gun。我的分数线仅仅高出经济学系的一点点，所以成绩差不多是排名倒数第几（那年头中国的教育极其喜欢排名）。

不过真正影响入大学初的感觉的，分数只是一小部分。当时我所处的中学地处穷乡韶关，来到陌生的大城市广州读大学，除了大城市带来的眼界大开之外，同时也感受到城乡学生的差别。可以想象，当时穿着打扮也是土得掉渣，和“城里人”比自然有一段距离，难免有自惭形秽的感觉。那时候见到女同学，都不敢怎么上去说话，至于我在女同学眼里，恐怕连我是否存在都没有留意。80年代，风气跟现在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何况我又来自以校风严谨出名的北江中学。那时候高中三年都极少人敢谈恋爱，否则会给冠早恋的”罪名“。

一间细长的宿舍住了十位同学（原来好像还分配了十一个），直到现在看照片才意识到原来的宿舍那么小，大约20平方米左右。舍友来自五湖四海，十位同学当中，两位来自广州，其他来自广东的中山，江门，佛山；湖南，福建，浙江和天津。一个木箱，一个水桶，一个脸盆，一个热水壶，就是全部的家当。晚上十一点关灯，宿舍没有任何电器，别说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难以想像地处广州十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夏天怎么过。抑或这是全球暖化的又一证据？喝的开水必须去热水房打，当时我们宿舍编排了值日制度，记忆中隔壁宿舍经常有人不请自来倒热水，我们对此很有意见icon_smile.gif。如果要洗热水澡必须去热水房打热水很麻烦，所以很多个冬天都是洗冷水过，冷水刺骨，只能大声唱歌来驱寒。记得有位同学冬天每次洗澡都大声地喊”哎呀，太冷了，我不敢了，以后不干了“，第二天又依然去洗。

记得每月父母给的生活费是一百块钱。到了二年级向父母要了部单车，就是最奢侈的装备了。当时去过暨南大学，那些宿舍不仅有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不少港澳生竟然还有摩托车！令我大吃一惊。说起学生有摩托车，还有一段有趣的记忆，当时很倾慕一位女生，曾经想鼓起勇气找机会去套磁，后来竟然见到她的男朋友开摩托车跑车来接她（记得是Yamaha TZR125），立马知难而退，打消了念头。所以别怪现在的留学生都开名牌跑车，只是人之常情而已icon_smile.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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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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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 carboy

二，学习与文化

很惭愧，大学四年到底学了什么，几乎忘光了。根据东光同学的超人记忆力，我们学过的有：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会计学，统计学，进出口单证，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投资经济学，英语等。英语学了什么，到现在有没有用处，基本上没印象了，只记得现在还记得的词汇大部分都是中学学的。至于高等数学，会计学等，也都忘光了。反倒是我最憎恨的政治经济学倒很有印象，可能是出来工作后几乎每个现象都与此相反的原因。现在当然知道，书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都是愚弄大家的说法。微观经济学比较有用，里面提到边际效用，供求关系等都是很实际的理论，可惜当时没有市场环境可以验证。当时大学学习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根本没有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只是要求你照本宣科，死记硬背，这么多复杂的理论，没有和实践结合，如何能理解和应用？特别是经济学，如果不参与到社会中去，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不过大学里倒是学到一个很有用的观点，就是花银行的钱才是最聪明的，这才当时也是蛮新潮的思想，对我以后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大学学习四年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从商为优的世界观。这在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来讲，也是蛮前卫的。所以当我大学毕业之后，找到劳动局社会保险公司（现为社会劳动保障局）工作后，一年就辞职做个体户了。当时父母都很反对，因为这是一个好工作。当时同时去这家单位的三位同学，还有两位在那里。

大学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港台文化的冲击。当时由于香港商业电台，港台（政府办的）都采用AM播音，所以广州可以收到香港电台。一方面香港电台有大量的流行歌曲，深受大家的欢迎；另外一方面电台方面的时政节目（像十八楼C座（至今还有）），带来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在80年代的时候听到，无异是思想上忽然闻到新鲜的空气。原来电台是可以批评政府的！原来民众是可以打电话去电台发表自己的思想的！原来新闻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官方说辞的！令人大开眼界。香港的电台在广州极其受欢迎，如果你在北京路高第街（当年著名的个体户街，服装为主）走，每一档都是听香港的商业电台。

香港歌曲在广州也是极其受欢迎。我在中学的时候流行的多数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在大学时代的广州，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商店都飘着香港明星的歌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是三大天王，张学友等等还刚起步。由于可以听到电台，所以对那些香港明星的歌倒背如流，直到毕业后十多年还能唱出。当时刚流行收录机，所以广州很多店铺都在做一个生意：就是把黑胶唱片的歌曲转录到录音带上，然后每盘卖10元。这当然是盗版行为，可是那时候哪有盗版的概念，只觉得天经地义。我经常有买一些来听，已经是很不错的享受了。记得肥佬梁汉怀最多这些录音带，令人羡慕不已。

就这样，大学的教育，三分之二是课堂教育，三分之一是香港电台的教育。到了大学四年级，父母也搬出广州来了，所以每个星期可以回家，回家可以看到香港电视，亲眼目睹了毕业那年令人伤心落泪的场面，至今未能忘怀。

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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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 本那比经略

遗憾，这要是牡丹花下的该多好。。。: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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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 / carboy

三，勤工俭学

不知道为什么，记得当时对勤工俭学已经是蛮heat的概念，大家也很愿意做。多数人做家教之类的。当时我哥在国土厅做小职员，国土厅下属有个地图出版社，负责出版和批发广州地图。于是经我哥介绍，大三（还是大四）去那里批发了一些地图，放在单车尾架上，然后拿去火车站等地挨家挨户问那些摆报纸摊的要不要。记得是一张赚几分钱。地图一张零售好像是三毛多。一个月下来也能赚不少钱。同时也把这个这个工作介绍给李伟雄。

这份工作不算难，只是地图比较重，把两大包放在单车尾时，第一次差点把我摔下来，因为前后不平衡。好不容易上路也是摇摇晃晃的，去到火车站一身臭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居然还敢去火车站“搵食”，证明治安不太乱，现在绝对不敢去了。不过现在估计火车站那些卖的地图都是盗版了，谁还去有版权的出版社批发。

除此之外，大四好像是张咏东还介绍过一分工作来做，就是有些调查公司之类的拿些录音带给我们听，要求只字不漏地记下来，然后算一盒带多少钱，多少钱已经不记得了，似乎还不错。

由于有勤工俭学，所以到了大四还能买些音响部件来组装音响。每天都把音响开得特别大声，旁若无人。马健和刘迅对此特别烦。现在想起来，以前自己真是 Asshole，一点都不懂尊重别人。

由于玩音响的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有不少的影响

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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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 / carboy

四，开始写作

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对音响已经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也就是俗称的“发烧友”。我经常骑自行车走遍解放中路和人民南路，看那些音响配件，以至于我对那些音响配件的价格了如指掌，倒背如流。当年还有陈东光也在玩音响。当时香港发烧文化已经非常流行，有几本杂志都比较有名，例如《音响技术》。而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关于音响的媒体。《无线电与电视》有些篇幅为音响版面。广州只有一份媒体有音响版面，就是《信息时报》音响版，当时的编辑名叫周道，是一位发烧友。

我玩音响多了，有一些心得，总想写出来，后来终于写了一篇，叫做《节约也能发烧》，投稿寄了过去。没想到竟然收到周道的回信，说我的文章写得好，给我发表了。平生第一次发表文章，感觉相当兴奋，于是情绪高昂，每个星期都写去（该音响版为周刊），几乎全部都发表了。当时还没有电脑，写东西还得写在稿纸上，修改挺麻烦的。由于文章不少读者喜欢看，又每个星期都发表，于是在广州乃至珠三角都有一些知名度。当时还有一位比较受欢迎的作者叫做梁卫星，文章写得很生动，比我更受读者的欢迎。

同时还有写一些文章去《无线电与电视》发表。该杂志一上海为基地，全国发行，发行量很大，仅次于《无线电》，所以到后来全国的音响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到了大学毕业，找到了劳动局社会劳动保险公司的工作，（现为劳动保障局，我相信李伟雄和杨长银还在这里工作），在贷款部。该部除了主任，就只有我一个人。那时候相当难贷款，所以这个公司尤其是这个部门是很多人求的部门，经常有企业请吃饭。不过贷款贷给谁也不是主任决定，而是公司老总决定。做了一年，觉得很无聊，由于当时有一定的知名度，于是就想出来做生意。我父母比较反对，但是我哥则支持我。他为我找了点钱，又为我找了一个小柜台。

第一笔生意是叫人从香港带一些音响“补品元件”来广州卖。香港不认识什么人，就叫暨南大学的一位澳门学生帮忙带上来，给点手续费。第一趟居然给海关没收了，也不知道是真没收还是假没收。不过我相信是真没收。生意还没做本钱就给人没收了一部分，所以打击有点大。但是之后还是叫他带东西，之后就没有出过事。到后来，这些元件无利可图了，就再没有从香港带东西了。

记得当时（90年）打电话去香港还要特意跑去丝绸大厦打，相当昂贵。

之后在中山六路租了一个铺头正式有独立的铺面。当时通过《无线电与电视》认识了在伟达喇叭厂打工的姚洪波，后来他自己跳出来在布吉租了一个农民屋生产自己的喇叭，起名为“惠威喇叭”，当时惠威没有一点知名度，我给他做代理，起名叫“惠威喇叭王”，又在报纸和杂志写文章为它宣传，结果一炮而红，后来他发展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音响品牌。现在微软拼音打惠威竟然马上就有这个词。

有一次凤凰卫视鲁豫采访姚洪波，问他谁对你影响最大，他说是杨震霆。

多得当时的周道，他带我走上了写作之路。1994年那次冤狱之灾，使我又回到了大学毕业时候的一穷二白，但是我利用写作重新树立了在行业的知名度，这次是互联网行业。从大学四年级发表第一篇文章到现在，在国内各主流报纸杂志发表过文章不下一千篇，内容涉及互联网，音响和汽车等。还出过三本书。

提起四年的大学生活，当然不可以不提毕业那一年。当时我在家目睹了电视实况报道，曾经痛哭流涕。这事件我相信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深远，可惜至今未能允许写出来。

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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