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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迷雾:小平同志当时是以《红星报》主编还是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在做会议记录?】
邓小平同志走进二楼开会的房间,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他指着靠里边的一个位置说。
博古
李德为了排挤打击毛泽东,于是炮制了“邓毛谢古”事件,邓就是邓小平,于是邓小平的秘书长职务被撤除,关了禁闭,没有人敢要他,后来是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把他调到政治部当秘书长,没过三个月,博古说:“邓小平怎么能当秘书长?”
于是王稼祥把邓小平调去当《红星报》的编辑。
因此,大家猜想,在《遵义会议》前,邓小平同志还是《红星报》的编辑,做会议记录,在会议中,被选为中央秘书长的。
事实是这样的吗?让我们回到当年那个峥嵘岁月。
1935年1月15日,太阳的余辉渐渐隐没在玉屏山后,遵义的街头变得冷清起来,寒风吹拂着缓缓流动着的湘江水,各个中央领导在警卫员的护送下,陆续来到了遵义老城子尹路(以遵义名人郑子尹命名的路,他是道光时的学者)87号的柏公馆(当年是用来卖酱油的门面房,是军阀柏辉章家的洋楼)。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后,遵义市委寻找当年遵义会议的会址是,首先找到的不是柏公馆,而是离柏公馆不远处的杨柳街天主教堂。因为当年天主教堂天天开会,就以为遵义会议也是在天主教堂里开的。
1954年1月,北京给中共遵义市委发了一封信函说:“1935年遵义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
于是,又将挂在天主教堂上的“遵义会议会址”的牌匾摘了下来,挂到了柏公馆。
言归正传,当柏公馆二楼会议室墙上的钟声发出当当当七声响之后,遵义会议正式召开了,毛泽东与张闻天,紧挨着一张藤躺椅而坐,躺椅在挂种下方,是周恩来专门为负伤的王稼祥准备的。博古与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中心,李德远远地离群而坐,坐在门口那儿,伍修权紧挨着他而坐。
这些细节,原本是没有的,因为当初的会议记录一直没有找到。本来博古有做会议记录的习惯,他坐飞机失事后,笔记本由他的亲属保管,解放后,他的亲属怕受到牵连,于是把这个珍贵的笔记本给烧掉了。
后来,新中国从苏联接收了几箱资料,其中有一份重要的手稿,这份手稿用蓝黑墨水在“拍纸簿”上写成的,竖行,共八页。手稿开头的一行字,
引人注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1982年,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把这份手稿送给当年出席遵义会议的领导们审看,邓小平同志看了,杨尚昆同志也看了,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伍修权也看了,也认不出。
陈云当时在杭州,于是送到杭州,陈云一看就说:“这是我写的。”
正是陈云手迹的发现,才比较完整地还原了当年遵义会议的细节,并且也证明了一点:
邓小平同志参加遵义会议时,不是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作记录,而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正式参加会议,并做记录的。
邓小平同志是在
黎平会议之后,
猴场会议之前,重新当上秘书长的,他的前任邓颖超与后任刘英都证明了这一点。
陈云手迹,使得当时史学家眼中的“遵义会议”许多迷雾为之解开了。
一是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说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6日-8日召开的,而遵义的解放就是1月6日,这不可能。
陈云手迹与后来发现的周恩来当年的电报的发现,才纠正过来,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17日召开的。
周恩来的电报是:
卓然、少奇: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
1958年11月3日,遵义会议纪念馆首次接待了几位当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客人,邓小平、杨尚昆等同志参观了纪念馆。
一走进纪念馆,杨尚昆就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
邓小平同志走进二楼开会的房间,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他指着靠里边的一个位置说。
陈云手迹也弄清楚了,当时五军团的董振堂与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尚在乌江,未能出席会议。
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人一共是20人,分别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分别是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和陈云;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分别是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各军团领导7人:林彪、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李富春、杨尚昆和李卓然;
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遵义会议20人,其中16人支持毛泽东,只有博古李德凯丰三人反对。从此结束了宗派分子博古李德的统治,三个月后,凯丰也支持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