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在人类绝望中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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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 胡思

Jonathan Cook 是一位英国记者和作家，长期常驻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城市纳萨勒斯（Nazareth），是少数在以色列境内持续记录巴勒斯坦现实的西方观察者。他的写作始终带有一种结构性批判的视角，关注以色列社会内部的政治逻辑、媒体叙事和殖民秩序的延续。他先后出版了三本围绕以巴问题的著作，形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的整体。

2006 年的《血与宗教：揭穿“犹太与民主国家”的面具》（Blood and Religion: The Unmasking of the Jewish and Democratic State）揭示了以色列国内“犹太国家”认同与民主制度之间的根本矛盾；2008 年的《以色列与文明冲突：伊拉克、伊朗与中东重塑计划》（Israel and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则将视角扩大，讨论以色列如何通过意识形态与战略联盟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

同年出版的《消失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在人类绝望中的实验》（Disappearing Palestine: Israel’s Experiments in Human Despair），则是他三部作品中最沉重的一本。它不仅聚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遭遇，更揭露以色列国家机器如何通过空间、经济与心理的细密控制，把整个民族推入长期绝望的状态。

这本书写于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结束后、哈马斯赢得选举并被封锁的时期。Cook 当时在纳萨勒斯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证了奥斯陆协议之后巴勒斯坦社会的崩塌。他在书中提出一个强烈的论点：所谓“和平进程”从来不是为了实现和平，而是一种让巴勒斯坦在合法语言与国际外交的掩护下逐步消失的机制。

对他而言，奥斯陆协议不是失败的尝试，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欺骗。它让世界误以为和平正在到来，而实际上，以色列正在完成对土地、资源、社会与心理的全面占领。Cook 之所以把“实验”一词放入标题，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已进入一种“实验性阶段”。

这种统治并非通过传统殖民方式维持，而是以现代技术、官僚制度和安全话语为手段，在不需要公开战争的前提下，持续测试一个民族在被剥夺希望时的承受极限。以色列控制了空气、边界、能源、贸易与信息流通，让巴勒斯坦人无法生活，却又不能死亡。他写道，这是一种“冷静的暴力”：它不流血，却更彻底地摧毁人的尊严和社会组织。在书的第一部分，Cook 重新审视了 1993 年《奥斯陆协议》的本质。

他认为，奥斯陆协议表面上象征着“领土换和平”，实际上是“领土换服从”。协议将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只被允许在 A 区内实行有限自治，而 B 区安全仍由以色列控制，C 区则完全归以色列掌握，占西岸总面积的六成以上。Cook 揭露，这种分区制度并非过渡性安排，而是长期设计的治理架构。它让巴勒斯坦人在地理上被切割、在政治上被驯化，同时让国际社会可以自欺地认为“自治正在推进”。

他特别强调“飞地化”的概念——巴勒斯坦的城市和村庄被围墙、检查站、定居点及“以色列人专用公路”分隔成无数孤岛。西岸的每一座城市都像一个巨大的囚笼：人们要从拉姆安拉前往纳布卢斯，不再是简单的车程，而是要经过多重检查、绕行上百公里。学校的老师无法按时到岗，农民无法把收成运到市场，家庭探访也变成高风险的旅程。

Cook 指出，这种空间的切割，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控制，更是对社会连结和政治统一性的破坏。它让巴勒斯坦社会逐渐失去了作为“共同体”的形态——一个被分割得无法合作、无法沟通的民族，最终只能在孤立中接受管理。书中最令人震撼的部分是对加沙的描写。Cook 称加沙是“以色列实验的极端版本”，是一座被密封的社会实验室。

2006 年哈马斯在国际公认的选举中获胜后，西方与以色列立刻以“反恐”为由中止援助，并对加沙实行封锁。作者引用以色列国防部内部文件指出，以色列政府精确计算了加沙居民的最低生存热量需求——每日 2279 卡路里——据此控制允许入境的食品数量。这种以科学与管理名义实施的政策，被他称为“配额式惩罚”。它不直接屠杀，但通过削减燃料、电力和物资，使整个社会陷入濒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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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 胡思

Cook 访问了加沙的医生与教师，他们描述医院因停电而手术中断、学校因缺乏纸张无法开课、海岸被封锁后渔民失业、青年失去未来。加沙成为一座“被精确计算的囚笼”，其存在意义是让世界看到“反抗的后果”。他写道：“以色列不再需要征服加沙，只需让它慢慢窒息。”这种封锁政策的目标是摧毁人的希望——让哈马斯在治理中陷入困境，让民众在绝望中自我瓦解，从而证明“巴勒斯坦无法自我管理”。

西岸的状况虽然不同，但同样体现“绝望的建筑学”。Cook 援引以色列建筑师艾亚尔·维兹曼的研究，详细描绘以色列如何通过道路、墙体与定居点进行空间控制。定居点通常建立在制高点，既象征统治，也便于军事监视。隔离墙不仅划分人群，更控制水源与肥沃土地。巴勒斯坦人被迫在低洼地带生活，通行受限，经济活动被切断。以色列人拥有直通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而巴勒斯坦人要走蜿蜒的土路。Cook 称这是“空间化的种族制度”，它以工程与规划的中性语言包装暴力，使压迫看起来像城市设计。

书中另一条重要线索是对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裔公民的考察。1948 年建国后留在以色列国界内的阿拉伯人约占人口 20%，表面上享有公民身份，但实际上处处受限。Cook 通过长期采访发现，他们在土地分配、教育资源、公共预算等方面被制度性排斥。例如，以色列全国 93% 的土地由“犹太民族基金会”控制，只租给犹太人使用，阿拉伯公民即使在祖传土地上也无法获得建筑许可。许多阿拉伯村庄在官方地图上“被删除”，因此不具备电力、供水和道路。政府统计中这些地方“并不存在”，也就无法得到国家投资。Cook 称这种状况为“隐形的隔离制度”——它没有种族隔离的法律术语，却在行政实践中完成了同样的排斥。

在分析政治结构的同时，Cook 还特别批评了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共谋”。他指出，美国与欧盟在语言上支持“两国方案”，但在行动上却为以色列的占领提供资金与武器。欧盟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援助被用来支付警察工资与行政开支，从而让巴勒斯坦人自己承担管理负担，而以色列则保持控制。他称这种状态为“外包占领”：以色列把治理成本转嫁给被占领者自己，同时获得国际舆论的合法性。

Cook 还剖析了媒体话语的作用。西方主流新闻往往以“暴力循环”“双方冲突”来描述巴以局势，使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道德上被放置在同一层面。他指出，这种“中立报道”本身是一种立场，因为它掩盖了权力的不对称。当一个被封锁的民族用石头反抗坦克，而媒体称之为“冲突”，真正的结构性暴力就被抹去了。Cook 认为，语言是现代战争的一部分，新闻报道的框架本身已经被纳入占领体系。

书中穿插了多个细节性的现场描写，使论证更具现实冲击力。在加沙的医院里，医生对作者说，他们不仅在救人，更在“记录慢性死亡的节奏”；在西岸的检查站前，孕妇被迫等待数小时无法通过，孩子在车中出生；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村庄，居民自建电线却被当局拆除。Cook 以新闻记者的笔触，让这些日常细节成为政治结构的证据。他强调：“暴力并不总是爆炸或枪声，它可以是行政命令、许可证、卡车检查、文件拒批。”

在书的结尾部分，Cook 把这一切概括为一种“绝望的政治”。他写道，以色列的统治目标不是征服，而是摧毁希望。当一个民族被迫在没有未来的生活中维持秩序，他们就会逐渐内化压迫，开始相互指责、彼此怀疑。那时，占领不再需要外部力量维持，而是变成一种心理状态——一种自我管理的绝望。这是以色列实验的真正意义所在：它验证了现代权力可以通过管理而非战争实现殖民。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社会之所以容忍这种状况，是因为这种实验结果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价值”。在“反恐”话语主导的世界里，以色列成为一种治理范式——如何以安全、技术和管理名义，控制一个敌对族群而不必承担殖民者的道德代价。西方国家从以色列学到的不仅是军事技术，还有话语技术。Cook 警告说，巴勒斯坦只是这种新型统治模式的试验场，它的逻辑迟早会被应用到更多地方。

《消失的巴勒斯坦》因此不仅是一部关于巴勒斯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现代政治与人性极限的书。Cook 的笔触冷静而克制，没有情绪化的煽动，却在事实的堆叠中展现出一种深沉的悲凉。他揭示的不是瞬间的暴行，而是日复一日的消耗：社会被分割、经济被掐断、语言被污染、希望被磨灭。这种“慢性暴力”正是现代世界最危险的暴力形式。

本书出版后，引起国际人权组织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评论者认为它是继爱德华·萨义德之后，最有力的西方内部批判声音之一。它揭示了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虚伪，也提醒读者，“和平”并不总意味着正义。Cook 自己在后记中写道：“世界并非缺乏信息，而是缺乏想象力。人们无法想象，一个看似现代化、民主化的国家，可以用如此精密的方式制造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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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 / 胡思

如果说他的前两本书是从政治结构与地缘战略上分析以色列国家的形成，那么《消失的巴勒斯坦》则是一次对人类心理与伦理边界的探讨。它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技术理性与管理逻辑高度发达的时代，是否可能出现一种“文明的暴力”——一种以秩序、治理、发展之名实施的毁灭？Cook 的回答是肯定的。巴勒斯坦的悲剧不只是一个地区冲突，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世界如何在冷漠与计算中让人类绝望成为常态。

这本书的结尾没有慰藉，也没有解决方案。Cook 只留下一个警告：“当一个社会把绝望变成治理手段，它便失去了作为社会的意义。”他把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视为人类伦理的底线——如果世界可以容忍他们的消失，那么任何民族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实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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