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涛:这样就开始建议中国也开始遥感。
陈述彭:对,后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后来以后很快就是方毅同志担任科学院院长又担任国家科委主任,他就,这个时候就经过了,已经经过了拨乱反正了,已经开了科技大会了,这个时候他就又找我,他说你带一个团去欧洲看一看,他说上回是你提出来搞这个遥感,他说你去欧洲看一看到底不放卫星以前我们能不能先于把遥感发展起来,他就给我这个题目,我就是北欧几个国家又跑了一通了,这个时候我是团长了已经,带上六七个人了,那是五六七个人很精干的了,搞雷达的,搞高光图的了,他们都是技术方面的,我就带着他们。到了欧洲看了回来,给方毅同志一汇报之后,他就给我开绿灯,他说我们,人家对我们一清二楚,我汇报了一些清楚。我们对人家一摸黑,这个遥感赶快要搞清楚,他得一个结论,所以他就给我说要求媒体,其实那时候也包括,那个时候电视还不太……
曾涛:还没有。
陈述彭:还没有,还是广播电台的,给你开绿灯,你每个星期做一次科普讲演,写给你的遥感。
曾涛:我打断一下,您是跟方毅先生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这样一个。
陈述彭:为什么引起他的重视是吧,我讲了两个事儿,一个是蝗虫,我说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已经研究蝗虫,我到英国去考察,我是个遥感代表团,他安排第一个让我参观蝗虫研究所。我说这奇怪了,他是不是捣乱呢是不是,故意,我说这个先看看再说吧。一看人家已经研究蝗虫十多年了,就是研究这个蝗虫是在亚洲怎么起飞。怎么发生,在沼泽地里头怎么发生,然后怎么起飞,用这个卫星监测它又到了埃及附近呢用气象卫星监测它,这个气象界面,这个风的流向发生转折的地方叫做风面,这个风面上,这些蝗虫一些落下去然后就派,因为蝗虫啊是身上有油。所以雷达看起来是很透明的,像灯光一样的,所以他就说把它这个蝗虫啊一些落下去的地方赶快就沙在这个地方,保证非洲和北非不受蝗虫的灾害,你想想这个事情去年我们还做这个事儿呢,去年蝗虫又恢复了起来了。从渤海边上,内蒙往新疆飞。这个这叫亚洲飞蝗,他那里就已经是全部,你看用了资源,用了陆地卫星,用了气象卫星,用了雷达来处理蝗虫,我想人家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这个,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儿。
第二个事情呢我向他汇报。我说英国我找了一家地质公司,我们中国援助尼泊尔修条拉萨到加德满都的公路,是中国出钱的,中国支援尼泊尔的,但是修好这条公路尼泊尔去请英国的这家公司来验收,他用什么验收呢?他就是用卫星。用卫星把这个你的施工情况,原图啊,哪一块是好,哪一块不行一清二楚。
曾涛:就是这个中国替尼泊尔修的这一条公路,结果尼泊尔请了英国的一家验收公司来验收这一条公路。
陈述彭:你想,所以这两个例子使方毅很震动,他觉得赶快搞,所以这样子后的几个计划,七五,八五,九五遥感都作为国家规划的重点,在他指挥下。
曾涛:所以说可以很准确的讲遥感是从您开始在中国。这个领域开始长足的发展。
陈述彭:也许可以这么说吧。
开启那扇门的人——陈述彭先生的地学国际合作之旅
2012-02-09
尊敬的陈述彭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他开拓了我国现代地图学和地球信息科学领域,带领我国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该领域的发展,离不开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而正是陈述彭先生,推开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大门。
在陈述彭先生的年轻时代,长期积弱与封闭的中国,地球信息科学的研究与国际间的交流甚微。陈述彭先生作为开拓者,积极将先进思想和技术引入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新的思想和理论,不仅开创了中国地球信息科学领域的新局面,也对世界贡献良多。
早在1958年,陈述彭先生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家地图集委员会”(ICA),是我国科技人员参加较早的国际地理学术交流活动。1973年,关在“牛棚 ”中的陈述彭先生受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出席墨西哥“科学与人类”大会。在墨西哥,国外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他深受震动。回国后,陈述彭先生便建议中国 要开展遥感的应用研究,从此开创了中国的遥感应用之路。1977年,他率遥感代表团访问瑞典和英国,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新局面。
1979年,陈述彭受命组建中科院应用遥感所。同年他提出推广、应用遥感技术并准备发射资源卫星的建议。此间他领导开展的腾冲资源遥感、天津城市环境遥感、四川二滩能源遥感项目,后来被称为中国遥感事业起步的“三大战役”。
1978年,陈述彭邀请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ESRI)总裁Jack Dangermond先生访华,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交流,使国外新兴的GIS技 术与中国深厚的地学研究成果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地球信息技术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随后,在陈述彭先生的倡导下,中国开始进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应用的研 究。1985年,他负责领导和筹建了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走出了一条运用GIS进行地学分析的创新之路。在他的指导下,实验室完成了洪水险 情预报、黄河三角洲建设、三北防护林生态、京津唐国土整治、全国城镇体系等多项信息系统研究。
陈述彭先生在地理与地球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他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连续两届被推选为国际地理联合会 (IGU)地理数据采集与分析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至今被聘为英国、德国两种国际性《地理信息系统》杂志的编委。1992年,受聘为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客座教授。同时,他在国际上获得多个奖项,包括:美国地理学会第四界奥?米纳地图科学金奖(1998),陈嘉庚地球学科学奖(2000),亚洲遥感贡献特 别奖(2001),国际岩溶学会贡献奖(2001)和国际地图学协会最高荣誉奖(2001),等等。
回顾陈述彭院士走过的光辉一生,我们有幸能与大师在国际交流的道路上相逢,并衷心感谢曾得到的教诲和鼓励。我们将不负期望,继续以推动空间信息产业发展为己任,“共同缩小世界数字鸿沟,只争朝夕”(陈述彭院士题词)。
附3:据称,以下杨振宁年谱原载《人情物理杨振宁》(叶中敏著,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年)。2010年经本人修订。
1972年 五十岁, 第二次访问中国,会见周恩来总理时提出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得周总理的重视, 当时即命周培源落实此政策。周培源为文於10月6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周恩来年谱, 下卷, 1972年7月至10月。)
1973年 五十一岁,父杨武之於5月12日病逝上海,享年七十七岁。追悼会上,缅怀父亲一生对中国数学教育的贡献及爱国精神。同年七月第四次访问中国,获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房接见。
1973:一个华裔美籍教授的漫长归乡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滑璇
1972年2月底,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籍华人、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林多樑感到,回家的机会来了。
这一年,林多樑已离家23载,家乡的父母无时无刻不让他魂牵梦萦。但中国闭关多年,与美国更是处于敌对状态,能不能回家、怎么回家,林多樑心中毫无把握。这时,他想到了在耶鲁大学做研究员时结识的杨振宁。
1971年7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当时,他已回国两次,可算“大陆通”。他给林多樑出了一个主意:要想知道能不能回家,可以先给父母写信。只要父母回信应允,就表示中国政府批准了;如果连回信都没收到,一定不行。
对此,林多樑十分不解:“父母回信怎么能说是政府批准?这完全没有关系嘛。”
电话里,杨振宁说出了一个生僻的中文词汇:单位。“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单位。你说你要回家,父母根本没法决定,他们一定要经过单位向上汇报。”杨振宁向他解释,“他们最后告诉你的,其实就是政府的指示。”
如今,84岁的林多樑已满头华发,但仍然乡音未改。尽管已在中美之间往返几十次,他都没想出一个与“单位”完美对应的英语单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只知道,“单位”似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殊产物,代表着一种体制,包罗万象,包含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