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珪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
乾隆駕崩,和珅失去靠山,初四日,颙琰發出上諭:解除和珅死黨
福長安的軍機處大臣職務,命和珅與福長安晝夜守靈,不得擅離,切斷他們與外界的聯系。並削奪了和珅的大學士、領班
軍機大臣、步軍統領、
九門提督的軍政大權。
初九日,革除和珅、福長安的職務,下刑部大獄。查抄和珅家產,並會同審訊。十一日,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狀,考慮到他曾任領班軍機大臣,為了朝廷體面,賜他自裁。
颙琰懲治和珅案沒有株連,也沒有擴大化,這是嘉慶的聰明之處;但他只把和珅當作個案處理,而沒有把“和珅現象”當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決,進行制度性的改革,這是颙琰的平庸之處。
另一方面,他“整飭內政,整肅綱紀”,除和珅及其黨羽外還陸續懲治了好些貪官:
嘉慶五年(1800年),處死了向糧道、衛弁索取數萬兩銀錢的
漕運總督富綱。
嘉慶十一年(1806年)四月十六日,革去勒索錢財的河東
河道總督職務,九月,查處了直隸司書
王麗南侵吞帑銀31萬兩大案,獲銀萬兩以上的斬首,萬兩以下的遣戍黑龍江。
十全老人之寶
對於官員的玩忽職守之風,颙琰首先從自己做起,學習先帝,勤於
政事。每天一大早就起身閱讀祖宗實錄,批閱奏章,早飯後還召見大臣。對於拖拉延擱的現象嚴斥不貸。
嘉慶十三年(1808年)四月,皇孫出世,內閣考慮到颙琰正高興,怕送奏折影響他,他知道後就對這種做法進行了斥責。
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颙琰從
圓明園回宮時在
神武門遇刺。隨從都嚇得呆站在原地,只有貝勒
丹巴多爾濟以身衛之。侍衛這才反應過來,擒獲了刺客。 [17] 所幸颙琰未受傷,
陳德後被凌遲處死,兩個兒子也被處絞。事後颙琰懲罰了失職的官員、侍衛,加強了
紫禁城的
門禁制度。
嘉慶十五年(1810年)正月颙琰斥責部院衙門因循怠玩。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十一月,颙琰又下令查部院疲玩現象,十二月初九規定了部院行查時間逾限處分:嗣後逾限11到20案,罰俸6個月;逾限21到40案,罰俸2年;逾限40到60案,降一級留任;……他還多次要求地方官員對民隱民情“纖悉無隱”,據實陳報,力戒欺隱、粉飾、怠惰之風。
經濟
他親政後除了他死的那年外,年年都蠲免災區的錢糧;六十大壽還普免全國積欠錢糧,大約有兩千一百多萬兩白銀,四百多萬石米。
嘉慶帝
重農抑商,他多次禁止開礦。在位時期正是19世紀初,英國的
工業革命已經進行幾十年了,但嘉慶帝對此一無所知,繼續嚴守先君之制,重農抑末,壓制各地工礦業,閉關自守,清朝只能沿著衰微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嘉慶帝在內亂頻仍、外患漸逼中,傾力企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鞏固,然而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勢,使清王朝的敗落於嘉慶末年已完全表面化,並從此日漸走向衰亡。
文化
嘉慶帝龍袍
颙琰在位時期結束了
文字獄。颙琰和清代歷朝皇帝一樣,提倡封建禮教。十分懂得“文教治天下”、“以孝治天下”,的道理,竭力用尊孔和提倡封建禮教來完善和鞏固其統治,力求在人民心目中樹立自己作為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 [16]
嘉慶九年(1804年),颙琰親到
翰林院,在先師孔子牌位前行禮。按舊制,要行二跪六拜禮,為表示對孔子的虔敬,特行三跪九拜禮。此後,他還數次或親自或派皇次子
旻寧“釋奠先師孔子”。 [16]
嘉慶十四年、二十四年即颙琰五十、六十壽辰時,特准孔子73代孫孔慶镕兩次赴京祝壽。孔慶镕在京期間,颙琰對他關懷備至,多次召見,詳細詢問他本人及其家庭、孔廟的有關情況,賞給他許多珍寶、書籍,還說自己因為頻年動亂、水旱災害,始終未能到孔廟朝聖,十分遺憾,一再告誡他:“你詩禮承家,好生承先聖世業,總要忠孝存心”。颙琰對孔子後代及孔府的關懷備至,是為了加強孔子儒家思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 [16]
社會
颙琰和乾隆帝一樣重視
治河,賑濟災民。盡管鎮壓
白蓮教起義用了兩個億的軍費,他還是為
南河工程撥了4000余萬兩的治河款。
嘉慶時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愈發嚴重,人民普遍吃不飽飯。對此颙琰能采取的只是限制煙草,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鼓勵漁獵活動,彌補口糧不足;進一步推廣精耕細作,
土豆玉米等高產作物的種植等治標不治本的措施。
其實當時東北大片土地沒有開發,但滿族統治者出於維護統治等原因,禁止漢人遷居東北,颙琰也未改變這一政策。
八旗盔甲
嘉慶時期皇族墮落嚴重,他們受朝廷包養而
不思進取,犯法後還不受司法制裁。颙琰一方面嚴懲皇族不法行為;一方面還親自作了《宗室訓》用於教育皇族。
另外,乾隆後期
八旗生計問題也愈發困難,由於
八旗子弟由國家供養“以清語騎射為本務”,不仕不農不工不商,時間一長便腐化墮落,一無所能。對此,颙琰也只能延續祖先的做法,一方面用政府的錢替八旗子弟還債;一方面感化教育。
颙琰還試圖采用“京旗移墾”的辦法,把部分北京的八旗子弟遷往東北,但由於八旗子弟的抵制而很難推行。
雖然颙琰為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做出了種種努力,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一是乾隆末年以來清朝社會已弊端叢生,
積重難返。二是颙琰受時代的局限,束縛於
傳統觀念,祖宗家法,王朝利益,不敢,不願,也沒有能力從體制上做大的,根本性的調整,其對內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整頓,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清王朝的衰落。三是颙琰個人的性格過於仁慈和謹小慎微,對貪污腐敗等問題打擊還不夠有力,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革也沒能推行。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