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韓媒曝光的一段視頻在互聯網上瘋傳,在不到一分半鍾的視頻裡,楊金浩雙手叉腰當眾施暴,幾次狂甩IT部門人員巴掌、猛擊後腦勺,逼人下跪道歉。
起因是楊金浩發現自己公司內部出了“叛徒”。
有員工在論壇上吐槽批評公司,結果楊金浩看了之後很不爽,於是查出留言者ip,一步步找到員工的真實身份,隨後直接跑到工位上狂飆臓話、毆打該名員工。
“還想活的話就給我好好道歉!”
據悉這段視頻是在2015年時,楊金浩主動要求別人錄下的,因為“想要留作紀念”。
與此同時,坊間還爆料他強逼下屬拍攝殺雞視頻,畫面中的楊金浩手持弓箭射向活生生的雞,再用長刀殺了那只雞,最後煮成雞湯與員工一起吃......
身體虐待和精神虐待都占全了。
一位前員工透露,楊金浩看到屬下痛苦就很高興,經營公司的方式無異於喊打喊殺的黑幫,把員工當成奴隸。
這樣的行為被稱為“帝國禮儀”,公司就是這些大企業精英掌控的國家,他們就是國王。
離譜行為包括但不限於讓下屬站成一排給他們撐傘,或者霸占電梯,讓普通員工只能爬樓梯。
除去財閥權貴,普通公司中存在的gapjil問題也十分常見。
要不然就是強制加班,要不然就是逼迫參加聚會灌酒,要不然就是性騷擾,還有不給加班費、扣年假等等等等。
30歲的洪采英就相當厭惡前公司的職場文化,她表示公司經理經常對女性的穿著評頭論足:
“我討厭他們總在辦公室裡評論女性員工的穿著,好像除了這個就沒別的事幹一樣,還說我們穿這樣的衣服是嫁不出去的。”
IBK銀行每年招聘200~400多名新職員,其中女性職員占一半左右。
高層人員主要以漂亮女員工為對象,勸說她們去和銀行VIP客戶的孩子相親。
銀行的一名女職員說:“剛開始讓我沒有太大的負擔去見他一面,但如果我說不去的話,就會產生強迫性的壓力氛圍,即使不願意去,也不得不答應。”
今年1~4月,有關部門就已接到409例職場霸凌的舉報電話。
“社長看到兒子對員工惡言相向,不但沒有懲罰,反而還護著他。這讓我抑郁症和恐慌症狀越來越嚴重,每天都想去死。”
“因為聚會當天早早回家,所以公司扣了我的年假,周末也強制要求上班,還沒加班費。”
“老板把不喜歡的員工叫到辦公室裡罵了一頓,然後讓他自己辭職。還把杯子裡的水潑在他臉上,用鞋砸他,逢年過節還要送錢。”
這些舉報內容只是韓國人所經歷過職場霸凌的鳳毛麟角。
可即使如此,過分的行為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被楊金浩掌摑的受害者表示,他事後3年都沒有報警反抗,是因為他深知楊金浩財大氣粗,在各個地方都有很多關系,如果他去舉報告發,說不定會遭到楊金浩成倍的報復,所以才一直沉默。
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並不在少數,為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詢的民間組織gabjil 119負責人提過:
“當對方是財閥時,韓國人更多地會選擇容忍這種行為。”(該組織使用了gapjil的另一種拼寫方式。)
此前有媒體針對1500名16~69歲的韓國人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有超過83%的受訪者認為, gapjil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當被問及如何應對 gapjil 時,70% 員工給出的答案都是“忍耐一下就好了”。
慶熙大學教授宋在榮指出,gapjil不僅僅是個人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眾所周知,韓國社會階層固化,特別看重“等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由職業、職位和所屬財富共同決定的。
無論是前輩後輩還是上級下級,這種制度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大部分地區,成為了一種文化傾向。
資源集中在小部分“強者”手中,以至於進入社會系統的“弱者”只剩下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為保護身邊僅剩的資源不被奪走,陷入遇到不公也必須忍氣吞聲的困境;
第二條,拼命躋身於“強者”行列,受過虐待的人到另一個地方施虐,隨大流一起欺壓“弱者”,循環往復生生不息。
但近年來,gapjil受害者開始反擊,走出了第三條路,利用社交媒體曝光老板各種惡心行為進行反抗。
於是出現了楊金浩掌摑員工視頻,《朝鮮日報》社長孫女辱罵司機“廢人”音頻、總統候選人李在明妻子被指控私下愛使喚政府官員(讓人幫忙拿藥、送外賣以及洗好的衣物)等事件的曝光。
眾人齊心協力把惡老板送上熱搜,逼迫社會不得不處理、制止此類事件再度發生。
各網站、街頭,甚至公共廁所內都出現了gapjil熱線,鼓勵大家舉報濫用職權的老板們。
消費者拒絕購買丑聞公司的商品,以極小的舉動去反抗職場霸凌。
雖然民眾已具有反gapjil意識,韓國也在2019年立法禁止職場霸凌,但去年依然有29%的員工在職場上受到身體心理雙重虐待。
gabjil 119負責人擔心,如果沒有更多的問責,大家還會繼續受到惡老板們反復的虐待折磨,一旦停下腳步,就幾乎不會有任何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