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有腔調的社區，原來在這

樓主 / maohu

原創：新周刊

2021年9月7日，上海，曹楊一村正在進行成套改造項目。/沈煜

房屋既有商品屬性，也有社會福利性，一個健康的社會裡，人生不能只是為了一套房。

楊辰第一次踏入上海市普陀區曹楊新村的時候，發覺這裡與他想象中的樣子有很大差別。村內的住房外觀簡潔，大多是磚木結構。與不遠處高聳的現代居民樓迥然不同的是，這兒的房子只有兩三層高，它們連成一排，每排的間距很遠，因此顯得規整而幹淨。從地圖上看，曹楊新村就像一把打開的折扇，均勻地鋪展在蘇州河支流的邊沿。

小區有一個正門和數不清的小門，任何一個都沒有門禁，在外人眼中，這彰顯著開放與自由。而來往的居住者，似乎也在印證這一點。他們之中，有開早餐鋪的小老板，有去公園鍛煉的中年人，也有聚集在陽光下談論家常或國事的老人。以現在的視角去看這樣的住宅區，無論是誰，大概都會冒出和楊辰一樣的想法：“這裡有點兒像花園洋房，像個獨立的小世界，很宜居。”

但住到小區裡，這樣的想法頃刻之間就會消失。每戶可使用的面積大概12平方米，局促的空間既要當臥室，又要當客廳。而衛生間、洗澡間以及廚房，要與左鄰右舍共用。對於獨居者來說，這樣的環境遠算不上舒適，更不消說那些兩三代都生活在此的家庭了。

2021年9月7日，曹楊新村公共空間裡，老人們在合唱。/ 沈煜

彼時的楊辰正在同濟大學讀城市規劃專業，作為該領域的學生，他對曹楊新村並不陌生。課堂上，這裡是被反復拿出來述說的案例，只不過，它的稱謂往往是“工人新村”。但凡認真聽過幾節課的人，都能隨口說出這個住宅區的深遠意義。它是“新中國成立後給工人建造的第一個集體住宅區”，同時也是“日後國內社區建設的樣板”。

2002年，楊辰開始關注這樣的社區。2008年左右，他深入曹楊新村，著手進行調研、訪談，並撰寫論文。2010年，他到曹楊新村租住，那些原本抽象的定義在他的感官世界裡，逐漸變得鮮活和復雜。

榮光

1952年6月26日的《解放日報》這樣描述工人們搬入新村的情景：“昨晨，曹楊新村的大門上掛起了大紅燈籠，門楣上寫道‘歡迎生產先進者遷入曹楊新村’。悅耳的歌聲不斷地播唱著，迎接各廠工人的來臨。”

新中國成立不久，為履行“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承諾，上海市人民政府開始實施工人新村建設計劃。《解放日報》提及的，正是第一個試點項目。其選址頗為考究，政府專門抽調了一個小組，在兩個月的密集踏勘與討論後，最終決定將其安置在曹楊地區。

選中曹楊，一方面是因為這裡環境優良，“地勢平坦、足夠開闊，可以滿足未來大規模的新村建設”；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裡靠近滬西工業區，在紓解市區人口壓力的同時，又方便工人上下班。為此，政府開設了公交專線。現在的63路車，就是那時留下來的。在曹楊新村，住房的商業屬性近乎零，它更像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配套設施。

上海市中心與曹楊六村，呈現了兩個時代兩種價值的對照。/金宇澄手繪

新村的規劃，由留學歸來的建築師汪定曾主持設計。受歐美建築思潮影響，他將美國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鄰裡單元”理念融入其中。在這個空間裡，人們在聯排的房子中同吃、同住、同勞動，通過這種組織形式，既抵抗工業對人的異化，同時也試圖探索一種健康的人類生活方式。在楊辰看來，這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中國傳統的“大同世界”的想法。

寫論文期間，楊辰拜訪過汪定曾。從汪定曾那裡，楊辰得知，新村的一切物事都是經過嚴格討論的。他所租住的12平方米的房子，實際上是為一整戶人家設計的。人均4平方米的標准，是根據材料造價與戰後的經濟狀況綜合確定的，但也偶有浮動，“經濟好就漲一點，差就降一點”。

與早先工人居住的“滾地龍”和破敝的茅屋、草棚相比，新村的住宅環境顯然有了巨大的提升。搬入的1002戶工人家庭為此欣喜不已。自來水、抽水馬桶是他們從未想象的東西，就算在當時的市中心，這也是稀罕物。年歲尚小的孩子們圍在這些新事物邊上，蹦跳、擁抱與歡呼。而在大人們眼中，紅地板、綠窗框、白牆面，再配上幾件像樣的家具，似乎就意味著與過往單調的日子作別。老一輩居民在接受楊辰的訪談時說：“心裡那個喜歡啊，當時連釘子都舍不得往牆上釘。”

曾來參觀的波蘭建築師眼見曹楊“樹綠、牆白、燈亮、路平”，發出連連贊歎。/@美好曹楊

但並不是每個工人都有這樣的機會。想入住“工人新村”，要經過層層篩選。在評比、公示與座談結束後，入選者在胸前別上大紅花，坐著單位組織的車輛，在敲鑼打鼓聲中成為新村的一分子。

這些頗有儀式感的環節，讓居民們漸漸有了一種身份上的優越感。楊辰覺得，幾乎所有住房都會起到類似的塑造身份的作用。對工人們來說，這自然是無上的榮耀。而這種居住環境，也加速了他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潛意識中的道德約束，也使得鄰居們關系密切、互幫互助。一時間，曹楊新村堪稱“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這也促進了他們在廠內的表現，大多數人覺得，必須有更積極的工作態度，才能回報國家和單位的信任。他們將此牢記於心。即使後來新村變得有些衰敗，他們依然認為，不必去奢求什麼，因為國家已經為他們提供了最好的條件。

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住宅區，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作為展示成果，向國內外開放。楊辰所著的《從模范社區到紀念地》一書中的數據顯示，從1955年到1990年代，曹楊新村共計接待了155個國家和地區的7209批外賓，為此，街道還設置了“外事辦公室”。直到現在，街道依然保持著邀請外國人“做一天曹楊人”的活動。

當年，曹楊新村居民歡迎外賓前來參觀。/IC

失落

相比於父輩，在新村成長起來的“工人二代”對這裡的情感則復雜得多。光鮮的身份，似乎成了一種最不牢靠的財富。只有極少數年輕人把工人身份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符號承襲了下來。但他們的生命軌跡，與上一代有著雲泥之別。

第二代居民的經歷與村子的發展並無太多關聯。他們當中，更多的人伴隨著時代而沉浮。上山下鄉、返城、下崗，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出現在他們生命的每個時間節點上。在面對那些不確定時，他們只能在困苦中感受著迷惘與無力。楊辰在書中寫道：“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同是工人階級的父輩在十多年前還是社會的主人，而今他們卻被迫要放棄這個身份。”當光環退去，舊時的美好也在這代人心裡變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幻夢。

曹楊環浜之上的紅橋，一對夫妻騎車去看電影。/《解放日報》攝影記者俞創碩

輾轉各地回到上海之後，他們猛然發現，一切都變得陌生起來。此時主導社會的不再是“平均主義”，而找一份收支相抵的活計也成了奢望。單位制的解體和工作崗位的匱乏，倒逼著“工人二代”不得已回歸社區。他們心裡很清楚，除了這間屋子，自己名下已沒有什麼稱得上是“資本”的東西了。

於是，許多可預見的沖突圍繞著住房展開了。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開篇中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曹楊新村，這話應該反過來講，不幸的家庭實在太相像了。楊辰在調研時聽過很多雷同的故事。

故事的內核大多直指婚育問題。對於新村裡的適齡男性而言，找一個心儀的女孩組建家庭，像一場賭局。他們的賬戶上湊不出足夠的錢去買價格高昂的婚房，所以，談戀愛時，他們會提前和女方講明這件事——婚後和父母合住在12平方米的“模范工人”住宅中。賭贏了，他們就抱得美人歸。但結局總在旁觀者的意料之中：他們往往铩羽而歸。時代變了，比起虛擲的名譽，人們更在乎的，是住得是否體面、舒適。

婚育之外，還有些家庭矛盾因繼承問題而起。父母離世後，兄弟姊妹會聚到一起，討論房屋的歸屬。爭辯或吵鬧中最常出現的話語是：“父母都是我照顧的，應該給我。”“父母臨走時住在我這兒，得歸我。”總之，不論前面作何鋪墊，最終的結論一定是把這間房屋劃歸自己名下。

有些腦筋靈活的人家會把房子出租。曾有養老地產商來打聽過，但打聽後，就杳無音訊了。在商人的眼裡，這是很難贏利的一個區域。租客一般是蘇北、安徽或河南的外來人口，房租在千元左右，對戶主來說，維持基本生活開銷，綽綽有余。

2021年9月7日，上海，曹楊新村內的一個修單車攤檔。/沈煜

這也使得20世紀90年代新村原有的人口結構被打破。2008年，楊辰做項目時，新村內的外來人口占比達到近40%。問題也隨之而來。租戶中有很多人從事服務業，他們白天睡覺，晚上工作，凌晨兩三點鍾回家，洗完澡還會呼朋引伴喝上幾杯，居民們十分反感。生活方式的差異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見，讓兩撥人關系極為緊張。

盡管意見很大，但居民們只得選擇適應，他們知道，自己不具備搬離這裡的能力。在楊辰看來，實質上，他們也慢慢習得了融合之道，“外來人給本地人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服務，外面修理東西，要上百塊，在這兒找個五金店，很少的錢就解決了”。楊辰說，他們就是看著不順眼，又相互依存。

希望

在“工人二代”眼中，房屋承載得更多的是一種盼頭。楊辰說：“他們都很希望房子動遷。因為曹楊新村處於普陀區的中心位置，周邊的配套服務很好，如果能拆掉，補貼兩套房子，一套給自己，一套給子女，很多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

2004年，曹楊一村被評為“上海市第四批優秀歷史建築”。2016年，中國文物學會和中國建築學會聯合公布“首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作為一塊重要的歷史留存地，曹楊新村被保護起來。然而，生存在這裡、寄希望於拆遷的人，內心對此滿是抗拒。楊辰聽居委會幹部說過，有很多次政府來掛標牌，一晚上都不到，牌子就被扔進河裡了。

究竟該如何平衡民生與遺產？針對老公房問題，除了保護，上海還有一個不成文的制度——“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房管局會依照此慣例來維護“工人新村”這樣的小區。2010年恰逢世博會，曹楊新村做了一次比較大的整飭。外牆、院落，都在那時有所更新。

紅瓦白牆小樓房，我家住在美曹楊。/圖蟲創意

不過，居民們還是不滿意，他們心裡郁結的，是實用面積太小。楊辰說，今年是建黨100周年、建村70周年，曹楊新村將迎來很大的變化。事實上，政府已經開始行動。他們給居民每月發放一筆補助，供他們在外租房。修葺過後，原本逼仄的公共空間就會徹底消失，變為獨門獨戶。

在楊辰看來，這看似只是增加了三五平方米，卻給了人們更多的可能性。“居民能生活在原來的家園中，就算是出租，也能租出好價錢。從這個意義上看，‘新村’終於被注入新的活力，這同樣是不可復制的模式。”

8年前，曹楊新村村史館正式開放。它用宏大的敘事，記錄了村子的興盛與衰微。這幾年，負責人轉變了思路，他們向村民征集老照片。他們覺得，是時候做一個曹楊新村的生活館了。畢竟，只有穿過斑駁的歷史，才得以洞見人的真實處境。

9月中下旬，第一批臨時搬遷的居民就將重歸“工人新村”。在村慶典禮上，他們大概會播放一些當年搬入時的老歌：“曹楊新村好風光，工人住宅的好榜樣，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一幢幢的房屋寬敞又漂亮。”

在夕陽的余暉中，人們或許會像多年前那樣，跟著節奏跳起歡快的舞步，迎接嶄新的生活。而此時，那些過往的燦爛、斷裂、彌合與再生，都將被封存在這片土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