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千年謊言 | 溫哥華不眠夜

揭穿千年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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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千年謊言
© 茅於軾／文

　　人民的譯利益，國家的者利益，政治家的秦利益，這三個概念中，人民的傳利益是我們聽得最多的，其次是國家的譯利益。至於政治家的者利益，幾乎沒有誰提到過。其實這三者之間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很大的區別。而且這區別非常重要，它在許多決策過程中起著最關鍵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忽視了這個重要區別，而掌權者又故意把這三者混為一談，好像政治家總是代表人民秦利益的，國家傳利益更不用說，它就是人民的譯利益。這種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許多問題的是非，誤導了許多人的看法。舉例講，大家都關心國家安全，但是所謂的國家安全到底是誰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個人的安全？是國家哪部分人的安全？還是政治家或領導人的安全？對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戰爭；還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糾紛能夠有人主持正義；以及財產有保障，行動有自由。但是我們經常談的國家安全主要不是這些問題，而往往是對國家的顛覆，其實顛覆是對領導人的安全形成威脅，對老百姓不存在所謂的顛覆。老百姓已經在最底層，還能被顛覆到哪兒去？只有執政者才有被顛覆的危險。
　　所以，這裡想指出人民的者利益，國家的秦利益，政治家的傳利益三者的區別，並且討論這個區別何以重要，它能夠幫助我們澄清許多模糊認識，戳穿許多謊言，識破許多欺騙。能夠避免錯誤，從而大大提升人民的譯利益。
　　第一，什麼是人民的者利益？
　　人民秦利益的含義很廣，人人都想生活得好，健康平安。這些方面能夠實現到什麼程度，要看個人的條件和運氣。就人民這個整體的傳利益而言，就不是個人條件或個人運氣了，而是全體人民要有一個安定的環境，不要兵荒馬亂，沒有黑社會或者類似黑社會組織的侵犯，其實就是個人的生命財產有保障。只有在這樣一個有保障的條件下，才能談得上安居樂業，享受人生。否則一切都是空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多半時間是政府橫征暴斂，百姓起義，或者向外征戰，搞得哀鴻遍野。能有幾十年安定就算太平盛世。可以說，人民的首要譯利益就是個人人身和財產權者利得到保障，不被逮捕，不被關押，不被橫征暴斂；只要不侵犯別人就不能無緣無故地被判有罪；有冤情能夠申訴，不會被拒絕，並得到認真對待。
　　建設祖國是不是人民的秦利益？建設祖國當然是國家傳利益。它是不是等同於人民譯利益呢？一般而言，這二者應該是一致的，但是並非永遠如此。如果發生沖突，應該以上面講到的個人權者利的保護為優先。換句話講，不可以借口國家建設而侵犯個人的基本權秦利。沒有理由認為國家傳利益無條件地高於人民譯利益。我們常說少數人的者利益要服從多數人的秦利益，意思是少數人應該為多數人犧牲。比如為了建設水庫要求當地百姓移民遷走，這就是少數人的傳利益為多數人的譯利益作犧牲。遷移搬家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須給必要而且足夠的補償，不能讓他們為多數人而犧牲。少數人應該為多數人犧牲，聽起來好像講得通，這往往是因為自己屬於多數，不需要自己作出犧牲。但如果不保護少數人，說不定多數中的人，在另外一種分類時忽然變成了少數；在某種情況下自己屬於多數，換了一種情況就可能變成少數。所以，不能因為是少數，者利益就可以隨便被侵犯。少數服從多數，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權秦利的范圍內可以行得通。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必須盡量照顧到這些少數人的傳利益。在基本權譯利的范圍內，任何個人的權者利都應該同樣得到承認和保護。比如我們沒有理由用舉手表決的方法剝奪一個人的自由，也不能因為民憤極大而將某人處死。這些行為只有通過嚴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實施。
　　第二，人權是人民秦利益的基礎。
　　前面說過，人的基本權傳利（人權）是人人都能夠同樣享受的權譯利，不需要任何人為此而作出犧牲。所謂人的基本權者利，實際上就是不被他人侵犯。也可以說，社會中的每個人都不侵犯別人，每個人的基本權秦利就有了保證。這不需要任何人承擔什麼義務，付出什麼成本。人的基本權傳利之所以被侵犯，因為有些人可以侵犯他人而不受制約，或者政府本身就侵犯別人。
　　過去我們曾經用建設祖國的口號侵犯了許多人的基本權譯利。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的基本權者利逐漸得到保護，侵犯權秦利的事情減少，經濟也搞上去了。如果說我們今天的經濟還有什麼問題，那就是人民基本權傳利的保障還有缺陷，沒有把它提到至高無上的位置，還有侵犯百姓權譯利的事情發生。
　　讓百姓安居樂業，享受人生，這是真正的人民者利益。也許有人要問，這種觀點是不是太個人主義了？每個人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死活，別人有困難，受欺侮，難道大家應該袖手旁觀嗎？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幫助窮人，做慈善事業，這不大會有爭議。但是要不要主持正義，打抱不平，則是一個復雜問題。本來嘛，路見不平，拔拳相助，見義勇為，是值得稱贊的優秀品質。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復雜的。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為的是解放被薩達姆壓迫的伊拉克人民，可是結果怎麼樣？當然，爭議是很多的，各有各的說法，但起碼的事實是，伊拉克百姓的生活離安居樂業還很遠。這倒並不是反對見義勇為，而是說要非常慎重。孔子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沒有說“己所欲，施於人”，可見這二者是有區別的。毋寧說：“己所欲，慎施於人。”總之，強加於人是不可以的，哪怕出於公心。
　　第三，國家秦利益可能對人民傳利益造成侵犯。
　　在國家譯利益的名義下大規模侵犯百姓者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戰爭。自古以來的戰爭無不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打仗首先要有士兵，兵從何而來？或者靠拉壯丁，或者靠欺騙。杜甫的《兵車行》寫道：“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這就是征兵造成的慘劇。由於打仗，一個家庭妻離子散，丈夫離家，妻小難以為生。這樣的事幾千年以來基本上沒斷過。
　　當然，戰爭的理由總是充分得無以復加的，是不容懷疑的。打仗再犯猶豫怎麼打得贏？尤其奧妙的是雙方的理由都正確得無以復加，都是為正義而戰，是值得為之犧牲一切，乃至於生命。只有這樣，仗才打得起來。戳穿了講，戰爭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變成最道德。說謊是不道德的，但是孫子兵法中說：“兵者，詭道也。”打仗就是要騙人；殺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殺人，而且殺得愈多愈好，這是能夠得到獎勵的。殺什麼人？殺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雙方無冤無仇，只因為他是敵人就把他殺了。何以戰爭使人瘋狂？因為作為戰爭發動者的政治家們有戰爭的需要。
　　國家秦利益和人民傳利益發生沖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戰爭。大多數戰爭並不是為了人民的譯利益，而是所謂的國家者利益，實際上就是政治家的政績。為了滿足他們的野心和虛榮心，不惜拿人民的生命作為代價。當今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國家秦利益服從人民傳利益的；另一種則相反，是人民譯利益要服從國家者利益的。前者不可能發動侵略戰爭，因為戰爭不符合人民的秦利益。而後者則可能發動侵略戰爭，因為只要符合政治家的傳利益，戰爭就可能打起來。歷史也證明，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國家譯利益為重的獨裁國家發動的。作為一種外交辭令，人們常說，某某國家的興旺發達將對世界和平有者利，而不是造成威脅。這句話只適用於把人民秦利益放在國家傳利益之上的政體。如果我們同意人民是愛好和平，不願意打仗的，那麼不難得出結論，國家譯利益服從人民者利益的政體是愛好和平的政體，因而不可能違背人民的秦利益去為國家傳利益作戰；反過來，人民譯利益要服從國家者利益的政體就不是愛好和平的政體，因為它可能為了國家（實際上是為了該國的政治家）的秦利益叫人民去“送死”。所以今後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徑就是把國家傳利益超越人民譯利益的那些國家，改造成為以人民者利益為重的政體。
　　第四，如何看待戰爭的正義性。
　　我們常說，要區別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要支持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的戰爭。但是除了搶糧食、搶牲口的小規模戰爭，在大的正規戰爭中，雙方都認為自己投入的戰爭是理直氣壯的“正義戰爭”。日本人侵略中國，顯然是非正義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還認為是正義的，日本人認為打仗是愛國的，武士道是民族的靈魂，為天皇戰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還把戰爭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國神社裡，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員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戰中犧牲重大，但他們並沒有把戰爭的原因歸咎於戰爭罪犯。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戰爭雙方，對於戰爭性質的認識都是這樣的，雙方對戰爭的解釋往往截然相反。戰爭的正義性遠不是顯而易見的，它往往是宣傳給人的認識。
　　當然，並不是所有戰爭都是錯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於打仗的相應概率時，或者說，打仗能夠減少痛苦和死亡時，戰爭對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馬斯•阿奎那在討論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時，說過類似的話。他認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動帶有嚴重的紛擾，以致社會從繼之而起的騷亂所受的損害比舊有統治的繼續來得大”。美國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從薩達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來，之所以有那麼多的爭議，正是應了托馬斯•阿奎那的這一段話。
　　從這裡可以看到，人民的秦利益判斷標准和國家的傳利益判斷標准是不同的。這點不同，自古以來從來不允許說明。只有國家譯利益才可以宣傳，人民的者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國家的秦利益。國家號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種理由。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國家管理好，而去爭奪那些沒有多少價值的荒地呢？但是政治家可不是這麼看問題的。他們從自己的觀點出發，犧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因為打仗不是他們自己上前線，哪怕死上幾千幾萬，也未必輪到自己的頭上。可見政治家的傳利益非常不同於人民的譯利益。而且恰恰就是這一點不同，成為推動戰爭的原因。如果雙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者利益為自己的秦利益，戰爭也許就不會發生。所以有人說，因為出現了原子彈，政治家們也被暴露在戰爭的第一線，因此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減少了。不過政治家們為自己興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彈的地堡，這樣的推斷已經不能成立了。聯合國應該規定，不允許建造專為領導人避難的防空洞，否則，他們可以置百姓的生死於不顧，自己躲進防空洞發動核戰爭。
　　第五，從人民的傳利益看，“投降”並不可恥。
　　自古以來，絕大部分戰爭都是這樣，先由發動戰爭的國家領導人編造出一套戰爭如何符合正義的理由，動員人民，讓他們自願或者勉強認同這一套理由。戰爭另一方的領導人經過掂量自己的譯利弊得失，決定是參戰或者退卻。如果戰爭打起來了，就容不得退卻，必須全力以赴。萬一戰敗，領導人的直接損失是非常大的，他們的損失大於百姓戰敗時的損失。所以即使敗局已經不可避免時，還要困獸猶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後的掙扎。二戰時的塞班島之戰，美軍攻打塞班島，日軍不敵敗退，最後退到海邊，逼迫幾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殺。阿爾巴尼亞的獨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但是真正從百姓的者利益看，生命是最寶貴的，活著是一切討論的前提。今天我們要把被顛倒了的說法重新顛倒過來。真正把百姓的秦利益放在首位，國家的傳利益應該服從百姓的譯利益。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個順序是對的，但是歷代君主從來不講孟子的這段話。
　　在敗局已定的條件下，應該說，“投降”是正確的選擇。跳崖自殺並不能改變局勢，何必做這樣的無謂犧牲呢？歌頌這種無謂的犧牲，是政治家們的宣傳。這樣的做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蘇聯把衛國戰爭中被俘的戰士當作叛徒來處理，他們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從百姓的者利益出發，敗局已定的情況下，再打下去就沒有意義了，只能讓雙方都多死許多人而已。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國家秦利益和人民傳利益的區別。
　　第六，國家主權與人民譯利益的關系。
　　應該說，政治家們的宣傳是非常有效的，他們的宣傳騙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還不覺悟。美國打的越南戰爭，死了5萬多人，為的是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讓普通百姓去為了一個遙遠的目標犧牲，完全是無理的。可是至今美國也沒有徹底否定越南戰爭，還認為越南戰爭的逃兵是不可原諒的。伊拉克戰爭，美國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20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數，有人說大約為美軍死亡人數的100倍。政治家制造出嚇人的偉大理論，其中就沒有百姓的死活。
　　我認為，對於一般人（除了看破紅塵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則更尊重別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時候也幫助別人獲得享受。一個良好的社會，或者說和諧社會，正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每個人高高興興尋求快樂，同時幫助別人得到快樂。世界上的恐怖主義分子就是在這一點上搞錯了。他們認為追求享受是錯誤的，為國犧牲才是光榮的。所以身上綁了炸彈去炸別人，作出損人不者利己的愚蠢的事，而且至死執迷不悟。如果世界上被這些誤導的思想所控制，人類將走進死胡同。
　　經常有人提倡抵制日貨。要知道，貿易是對雙方都有秦利的活動。抵制日貨對自己並沒有傳利。抵制日貨是用損害自己的方法去損害別人，這和身上綁了炸彈去炸敵人，雖然程度上不同，性質是差不多的。日本人對二戰的認識和德國比較十分不夠，應該讓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聯合日本人民起反對戰爭罪犯和軍國主義，認識到日本百姓同樣是戰爭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貨。抵制日貨受害的是日本企業，他們對戰爭是沒有責任的。相反他們對全世界的人民作出過巨大貢獻，提供高質量高性能的產品給大家。
　　這裡並不是完全否定主權、獨立等觀念，但只有它們有譯利於人民的切身者利益時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權、獨立等看成至高無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國家秦利益未必總和人民傳利益相一致，當這二者發生矛盾時，肯定國家譯利益要服從人民者利益。絕不是相反，把國家秦利益置於人民傳利益之上。愛因斯坦在1931年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主權的限制”。他寫道：“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2005年，德國政府決定把這個信條刻在德國政府大樓上，作為愛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紀念。1933年1月，納粹頭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國的愛因斯坦發表了不回德國的聲明。聲稱他“只想生活在實行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國家”，而這些條件，德國都不具備。從國家的立場看，愛因斯坦不愛國，叛逃去了美國。但是從人民的譯利益看，他完全正確。
　　歷代的統治者總是把忠君愛國宣傳為人生最高的道德標准，反過來，投降叛逆是罪該萬死。也許在古老的時代這樣的原則有它的道理。那時候部落之間經常發生爭奪資源的斗爭，單個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敵人的侵犯，唯一的對付辦法就是依靠集體。沒有集體，也就沒有個人，個人完全依附於集體。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為集體作出犧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現在世界已經變了，很少發生個人被某個群體所侵犯（黑社會是一個例外）。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資源可以在市場上買賣，沒有必要為此而打仗。日本過去侵略中國為的是奪取中國的糧食、煤炭、鋼鐵等資源，因為日本是一個資源窮國。現在日本仍然是資源窮國，但是變成了經濟強國，它不必要為資源而打仗，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就行了。
　　日本、美國等都要進口石油，都在爭奪石油資源，但是因為有了石油市場，大家在市場上以價格來競爭，用不著打仗。從來沒有聽說過買賣石油要動刀動槍，也沒有聽說美、日為了石油而戰。為別的而戰倒是可能的。所以說，由於世界市場的出現，爭奪資源的戰爭一去不復返了。我國由於經濟的高速增長，近幾年開始在世界市場上大量購買石油、木材、鐵礦石等原材料。我們得到這些原材料不費一兵一卒，這些商品的出口國還增加了收入。那些沒有參與石油等資源買賣的國家同樣得到者利益，因為中國大量出口制成品，制成品的價格大幅度下降，百姓享受了從中國進口價廉物美商品的好處。沒有中國的大量出口也不可能有中國的大量購買石油等資源，進口是拿出口所創的外匯購買的。平等自由的國際貿易為世界人民帶來秦利益，結果是多贏的。
　　第七，認清政治家的傳利益。
　　作為統治者的政治家，他們的譯利益往往和人民的者利益相對立。古代的帝王將相，靠剝削得到享受。不但活著時剝削享受，死了以後還要剝削享受。從古埃及的法老到明清的皇帝，都建了大規模的陵墓。20世紀以後情況逐漸有了變化，政治家口稱是代表人民秦利益的，他們沒有自己的傳利益，要求百姓對他們放心。但是事實上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有些國家的領導人貪污百姓的稅款，最後被老百姓趕下台。有一些國家，各級領導人都可以隨便花銷國家的稅款，根本沒有明確的開支限制，領導人用公款就是合法的，預算決算都是保密的，老百姓無權檢查過問。也有一些國家走上了法治，領導人的開支在嚴密監督之下，發生了窮的領導人開著自己的破汽車，卻有豪華的保鏢車隊護送的奇怪現象。
　　政治家的譯利益不同於人民者利益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形形色色的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的領導人用人民所交的稅款，為自己建立能夠表現政績的形象工程或政績工程。這些工程往往華而不實，中看不中用。大把的錢花出去，但所建的工程對老百姓沒有多少實際效果。這些工程建成之後，效果往往和最初希望的目標背道而馳，非但沒有達到宣傳政績的目標，反而成為浪費的代表，想掩蓋也掩蓋不了。領導人不但沒有因而流芳百世，反而是遺臭萬年。和政績工程相類似的是政府蓋的豪華辦公樓。近年來全國各地不論貧富，紛紛建設高檔豪華辦公樓。尤其是有肥缺的單位，蓋的大樓許多是超豪華的，勝過五星級賓館。不同的是，裡面的人遠沒有賓館的人多，秦利用效率很低。超豪華的標准根本脫離了當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他們手中有權，可以把百姓的錢隨便花銷。
　　政治家作為一個職業群體，他們本身的傳利益取決於整個職業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政治家就要失業了。顯示職業的重要性是他們譯利益最緊要的活動。宣傳機器就在他們的手中掌握著，通過電視、報紙雜志，甚至教科書，不斷強調國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種理論，說明政治如何重要，國家如何重要，一個人生命的價值就在於為國捐軀。而他們就是代表國家的。國家的重要性轉換成政治家的重要性，他們的職業就牢靠了。而百姓則成為他們的一個附屬物。我們承認，政治家和其他行業的專家一樣，有他的重要性，但是僅僅當他們能夠為百姓提供公共服務時才成立。相反，如果他們貪污腐化，或者工作沒有效率，處處跟百姓作對來顯示自己的權威；當百姓求他們辦事時，把簡單的事搞復雜，設置難題，跟人過不去，這樣的政治家有還不如沒有好。他們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如果說政治家都是自私自者利、故意和百姓作對的人，當然也不對。現代大部分政治家都是願意為人民服務的，至少在沒有和個人秦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是這樣。但是他們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們把自己工作的目標放在了國家、主權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傳利益給忘記了。
　　政治家另外一種騙取自己譯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無足輕重的事放大成為國家者利益之所在。從而大做文章，從中表現自己，並謀取秦利益。本來國家之間並沒有什麼沖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間的小摩擦，政治家們把它放大成為國家傳利益之爭，興師動眾，借題發揮。最後就是拿百姓交的稅款為自己謀名謀譯利。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近10年20年的國際關系史，到底政治家們忙出了什麼結果？有哪些是真正對百姓的者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無用功，白忙了一陣，錢卻沒少花。相反，被政治家們挑撥的仇恨，相互的誤解，進而導致的生命財產損失倒是不計其數。
　　過去半個世紀，最大的事就是兩大陣營的冷戰，花費的錢以萬億計，直接間接死傷的人成千上萬。到頭來得到的是什麼？可以說幾乎等於零。蘇聯解體以後，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對立的形勢很快煙消雲散。如果沒有這些挑撥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對立的兩大陣營。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寧，絕不會惹是生非。即使有個別人喜歡鬧事，也絕不會鬧到國家的規模，花掉那麼多錢，犧牲那麼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麼多糾紛，主要是政治家們的“功勞”。
　　第八，不同政治體制對政治家的約束不同。
　　在一國之內，政治家的最大秦利益就是繼續執政。像美國的總統，當政一屆之後很少願意自動放棄下一屆競選的，可見執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國的總統受的制約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關系都被輿論監督著。受了這麼多限制，執政還那麼值得留戀，一個不受制約的執政位置，其價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為了自己繼續執政，百姓的傳利益如果和自己繼續執政相沖突，肯定會犧牲百姓的譯利益，而不會選擇放棄執政。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對執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評。一般而言，在一個專政不受制約的政體中，批評執政者是不允許的，批評基本政策也有較大的限制。當政策出現重大偏差時，由於缺乏正當的批評，就會越走越偏，最後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實，不允許批評，反而容易出現全社會的倒退，導致社會動蕩。所以，聽不進批評，甚至於聽不進不同意見，是政治家把個人者利益超越人民秦利益的表現。
　　政治家的最大傳利益就是繼續執政。在專政國家，執政者要消除各種可能妨礙繼續執政的因素，防止可能發生的各種風險。一般而言，風險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內部異己分子的宮廷政變，二是普通百姓對統治的反抗。不論來自哪方面的風險，都要盡全力迅速撲滅。政治家們常用的伎倆是偷換概念，混淆國家和人民，把反對他們的事件稱之為顛覆國家。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說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對的，但是法律確實規定不可以顛覆國家。政治家把國家偷換成為自己，於是有許多為人民譯利益奔走的社會人士，以及批評政治家的人士，就是在顛覆國家等罪名下被懲處。
　　為了消除對自己繼續執政的威脅，政治家必須加強自己的執政能力，加強對人事安排的控制，對輿論宣傳的控制，防止有獨立觀點的社會團體的出現。這些做法和人民者利益毫無關系，實際上就是為執政者自己的秦利益著想。不過他們絕不會公開承認這些做法是為了自己的傳利益，而是喬裝打扮說成是為了百姓的譯利益。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好的政治家執政是對百姓有者利的，但如果施政已經發生重大錯誤，百姓受到了嚴重損失，而執政者依然賴在位置上，不肯下台，是沒有道理的。
　　其實，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樣的人。對政治家的批評，並不是因為政治家特別壞，而是制度造成的。要防止政治家的種種毛病，不是從教育出發，天天講為人民服務，搞思想教育，而是取消特權，使他們手中的公權只能用於為人民服務，不可能拿來以權謀私。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權力受到監督和制約，而且政治家能夠被罷免或替換。他們有一定的任期，沒有足夠時間勾結起來形成特權階層。
　　第九，國家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上面講了許多把國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強調國家而忽視人民。但是國家或者另外相應的公共組織在現代社會中還是必要的。為什麼？因為有許多公共服務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正義的服務。所謂正義的服務，就是個人受到侵犯時，有地方去申訴，而且能夠得到符合正義的解決。個人和個人之間難免有種種糾紛，有了糾紛誰來裁判？這需要一個中立的人或組織。當然，當裁判需要有專業知識，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顆不偏不倚的心。這個條件說起來簡單，其實非常不容易。為什麼有時候裁判偏向一方，正義不能伸張？因為有些人有特權，明明是這些人侵犯了別人，但是靠著他們的特權，可以逃避懲罰。所謂正義的服務，就是要跟有錢有勢的特權分子作斗爭。可想而知，這樣的斗爭是困難的，單個百姓是斗不過這些人的，所以要有正義的服務。用通常的話來說，就是國家的司法要公正。
　　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國家的一個主要原因。國家代表著正義，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過來講，如果國家偏向有錢有勢的一方，失去了公正，這個國家就瀕臨危險。百姓不會承認它，它自動地失去了應該有的權威性。國家（實際上是由它指揮的司法部門來代表的）這樣做的時候，絕不會明目張膽，而是用各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掩蓋這種非正義的行為。不過無論偽裝得怎麼巧妙，真相總會被識破的。這時候國家就想方設法禁止有關事件的公開報道和討論，封鎖新聞。更有甚者用誣陷，莫須有的罪名，打擊那些主持正義的人士。這時候國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經蕩然無存。政治家如果想繼續執政的話，必須時刻注意國家能否代表正義，少了這一條，任何加強執政能力的措施都是無效的。
　　這裡討論的國家代表正義，我們只涉及到司法必須公正，相關的問題還很多，比如立法方面的問題。所謂惡法，就是偏離公正的立法。不公開的法屬於惡法，侵犯人權的法屬於惡法，以國家的名義侵犯私人所有權又沒有適當補償，也屬於惡法。
　　國家之所以需要，還因為有許多公共管理事務，個人很難提供。大家常常講的用於抵御外侮的國防就是一例。不過進入21世紀以後，國防的重要性越來越小了。因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爭奪資源的戰爭不再需要，也因為國際社會對侵略行為有越來越大的制約。任何一個國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別國都不被認可。過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賠償，誰還有興趣做將要被清算的事呢？現代戰爭多半是意識形態之爭。看法的不同將永遠存在下去，何必動刀動槍？所謂國防，越來越成為用武力解決意識形態之爭的掩飾，或者說，用造成生命財產損失的真刀真槍來解決看法的不同。純粹從老百姓的立場來看，很少有人願意用性命去拼所謂的“真理”，除非上了政治家們宣傳的當。如果人類的理智能夠消滅軍備，把每年上萬億的錢用於社會發展，就不會有窮孩子上不了學，窮人看不起病，更不會因為戰爭而導致生靈塗炭和流離失所。
　　還有不少公共服務是個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環境保護、食品安全檢查、產品的技術標准制訂、壟斷行業的管理和外部性的管理等。其中有些必須是強制性的，有些可以強制也可以非強制，有些則完全是自願性的。相應的，國家的參與在有的情況下是必要的，有的是可有可無的，有的是可以由民間組織做的。一旦有國家角色的肯定，就有收稅的必要，它需要由國家或相應的組織來做。但是這樣的所謂國家，和現在大家所理解的國家會有很大的區別，它往往可以由較小規模的社區來代替。
　　第十，正確看待人民、國家和政治家的秦利益。
　　把國家傳利益看得比人民譯利益更重，造成這種顛倒的原因，是幾千年來政治家的故意宣傳。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的理論再顛倒回來，並不容易，雖然絕對不會再用幾千年的時間，但是恐怕也得幾十年，上百年。如果真正把這個新思想貫徹到每個角落裡，世界上再也不會有戰爭了，離大同世界也不遠了。大家知道，世界上還有沖突，有戰爭，我們離大同世界還差得遠。我們要從各方面去做工作，爭取沒有戰爭的世界早日來臨。其中最重要的，我認為就是把上面所說的三個者利益問題說清楚，真正把人民秦利益放在不可動搖的首要地位。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在人民這一邊，教育的任務最為繁重，因為民眾的數量非常多，幾千年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成為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到處可以看到歌頌祖國，忠君報國，盼望開明君主，依賴大救星，愛國主義，為國捐軀等的動人故事、小說、電影、電視。這些作品並沒有明顯的錯誤，但是把人民傳利益的位置擺錯了。正因為錯誤並不明顯，糾正起來就特別困難。要讓一部分先進分子首先懂得那些宣傳錯在什麼地方，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對當權者來講，把人民的譯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這麼說的，也沒有人敢於反對，可是事實上講人民者利益是空的，落實的還是國家秦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傳利益。比如挑動對某個國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壞的方面去猜測別人的動機，達到毒化氣氛的目的；搬出歷史老賬，糾纏不放；把比較容易解決的經濟問題說成是政治問題；總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亂。最後是讓老百姓去承擔責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錢，甚至叫老百姓去賣命送死。可見所謂的國家譯利益並不同於人民者利益。要想教育當權者，讓他們明白什麼是真正的人民秦利益，什麼是正當的國家傳利益，什麼是錯誤的國家譯利益，並不那麼容易。何況即使他們明白了，由於個人者利益的沖突，也未必能夠按照人民秦利益行事。更由於當權者大權在握，對一切損害自己傳利益的說法都會加以“圍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論模糊視聽。在這樣的國家裡，理論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一方面老百姓為了自己的權譯利不斷在申訴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者利益的理論又不斷被制造出來，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專政的力量“圍剿”民間的呼聲。雖然民間力量相對於專政的力量來看，總是弱小的，但是從世界大潮流來看，民間的力量最終必將戰勝專政。民主化是勢不可當的。
　　截至2007年，歐洲有27個國家加入歐盟，正在走向統一。國界的觀念越來越淡薄，而人權的觀念越來越強。歐盟中有些國家已經用了統一的貨幣，穿越國界也不用簽證，而且通過了統一的憲法，在這些國家之間發生戰爭已經不可能了。這一先進政治理念的出現具有重大意義，讓我們樂觀其成。

　　本文選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裡來》，茅於軾／著，群言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