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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14-9-10 15:55張廣厚的故事ZT
(2014-02-19 14:13:35)[編輯][刪除]
致力1987年2月10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葉青。一元復始,國泰民安。丁卯年的春節剛過,空氣中還飄散著鞭炮的硝煙:元宵節在即,街頭的攤商爭售白生生的湯圓。人們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
遠離城區的八寶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後一站,生者與死者分手的場所。一派肅殺,滿目蕭索。大禮堂中,沉重的哀樂被數百人的哭聲所淹沒。人們肅立著,垂下痛苦的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們當中有中央領導人和名聞遐邇的科技界專家、權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錢學森、盧嘉錫、嚴東生、周光召……禮堂正中和兩側擺滿了花圈,下款署著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萬裡、嚴濟慈、張勁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懸掛著死者的遺像,一張蒼白清瘦的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滿頭青絲。與送葬行列中的那些自發老者相比,他還那麼年輕!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挽聯上令人觸目驚心地寫著: 新星早隕…… 棟梁先折…… 是的,他是一顆燦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頂天立地的棟梁,但是,卻突然隕落了,折斷了!舉世矚目的數學家張廣厚從此離開了他的數學王國,離開了他的祖國和人民,年僅50歲!
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楊樂主持遺體告別儀式。痛失戰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聲,“遺體”兩個字,怎麼也說不出口!廣厚,你正值才華橫溢、奮發有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遺體”!
對這篇報告文學的讀者來說,張廣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為它早已傳遍了中國和世界。 1962年,張廣厚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同年考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成為著名數學家熊慶來教授的研究生。從那時起,他與楊樂長期合作,在整函數與亞純函數值分布理論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並系統化地寫成專著《整函數和亞純函數理論》,從而震動了全人類的數學界!“虧值、漸近值和奇異方向”是函數論中三個重要概念,芬蘭著名數學家、近代函數值分布理論的創始人奈望利納早在1929年就曾意識到虧值和漸近值之間有某種關系,並且猜測:虧值也是一個漸近值。但10年之後,他的猜測被否定了。近40年來,國際上許多著名數學家都在反復思考這個問題,他們力圖證明這三個概念之間的差異,但都沒有取得成功。張廣厚和楊樂認為:前人辛辛苦苦地試圖證明三個概念之間的差異,之所以欲速不達、白費力氣,症結在於“南轅北轍”;他們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尋找三者之間的聯系。他們用了10年時間,砥礪琢磨,鍥而不舍,終於成功了!在瑞士蘇黎世舉行的國際數學分析會議上,他們發言之後,奈望利納激動地作了長篇評論,他說:“我的猜測被否定了。我猜測的關系是假的,現在你們成功地證明了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項高質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認為,現在歐洲數學家們應該向你們學習了!” 楊樂、張廣厚為祖國贏得了榮譽。“楊、張定理”被載入史冊,使他們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驕傲,像陳景潤解開“哥德巴赫猜想”之謎一樣,他們是數學王國的勳爵,是祖國和人民的驕子! 他們的這一傑出成果,是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紅杏出牆,該是多麼艱難,又多麼可貴!
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7年,全國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的顯著位置報道了張廣厚的學術成就,他年方40,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劫耽誤了青春歲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運兒、佼佼者,屬於令人羨慕的大器早成;1987年,他剛剛過了50歲生日,卻溘然長逝,與那些歷盡劫難仍然健在的前輩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難以置信,令人扼腕歎息!登上“整函數與亞純函數值分布理論”的高峰,在“虧值、漸近值和奇異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當“無限風光在險峰”之際,誰又能夠料到,生命留給他的僅僅只有十年!這10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為旺盛的10年,人生和事業都趨於成熟的10年,比金子還要寶貴萬分的10年,他覺得面前的路還很長,他的事業還剛剛開始,卻不知道這一切都要很快地結束了。他從來也沒有研究過也不可能研究:他這一代知識分子中出現的英年早逝,是一種什麼“奇異方向”?
他把這個非數學的命題留給後人了,留給他的師長,留給他的領導,留給他的戰友,留給他的親人,留給那些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同代人,留給他匆匆而過的這個時代。 張廣厚之死,帶給人們的震驚決不亞於他10年前的一舉成名。一個天才,卻為什麼這樣短命?難道我們10億人口的大國還養不活一個數學家,不能給他的工作、生活、醫療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條件嗎?提起張廣厚,讀者也許以為像他這樣的名人一定會擁有舒適的住宅,過著優裕的物質生活,有完備的保健條件,如稀世珍寶般地“供養”起來,萬無一失…… 那麼,我們不妨去拜謁一下數學家的故居。 這兒,就是這兒。在京城北郊馬甸的兩間低矮簡陋的小平房裡,張廣厚和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女兒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這是張廣厚自己動手用磚頭隔成的“兩間”房,這邊放一張雙層木床,住著妻、女,那邊放一張單人木床,一張破舊的兩展桌,一把木椅,權作他的臥室兼工作室,這些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連同不可或缺的蜂窩煤爐子和鍋碗瓢盆。每天,他騎著自行車繞過大半個北京到遠在西郊的“科學城”去上班。回到家裡,還要買菜、捅爐子、做飯、哄孩子。張廣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勞的丈夫主動擔起在常人眼裡似乎應由妻子承擔的繁重家務,兩個女兒都是他帶大的,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都需要這位大數學家去精心運算、巧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讀研究生時,大女兒就已經出生了,他每月42元工資,除了這個小家庭的開銷,還要寄給唐山的父母20元,父親是早年傷殘的老礦工,母親是家庭婦女,他作為長子,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礦工的兒子張廣厚是半工半讀上完中學考入北大的,畢業了,掙錢了,自然更得養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費只有17元,再扣掉這個愛書如命的人的買書錢,幾乎連飯都吃不上了。1967年,他研究生畢業,工資調到69元,二女兒又出世了,這69元工資一直延續了十幾年,卻從未間斷奉養雙親。至於他的工資終於提到了190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們盡可以憑著豐富的想象力去揣測:在經濟拮據、營養缺乏的情況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個子和高強度的腦力勞動消耗,到底靠什麼去補充、去支撐?
靠的是他對於事業如宗教徒那樣虔誠而堅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顴骨上面,一雙黑亮的眼睛閃爍著貧賤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拋棄一切,只要數學!”為了他心目中那神聖的數學,張廣厚可以忍受一切,當他的神思在數學王國邀游的時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卻!騎車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懷抱嬰兒唱催眠曲的時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飯的時候,仍然在思索。他會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尋找紙筆;他會在炒菜鍋裡油沸之際,突然轉身去演算數學。“爸爸,鍋燒著了!”女兒在驚呼,他如夢方醒! 也許正是這忙亂的節奏、擁擠的斗室,造就了他獨特的工作習慣。他很難在那張全家人共用的兩展桌上踏踏實實地用功夫,反而覺得在夜深人靜之時,躺在他那張單人床上,頭腦才格外清醒,徹夜不眠,輾轉反側,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張廣厚正是在這陋室中做出了驚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蒼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婦女,清清楚楚地記得,在丈夫潛心寫作學術論文的時候,是怎樣忍受著貧困的煎熬甚至忍受著饑餓。他拿著論文的初稿去請教導師,早晨離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客廳裡一坐幾個鍾頭,那點兒棒子面粥早就頂不住了,他想抽支煙壓制一下食欲,兜兒裡的那盒價值一毛九分錢的“戰斗”牌香煙卻拿不出手。也許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異樣,也許聽到了他的饑腸轆轆,及時地中止了他們之間那嚴肅而又熱烈的理論探討,說:“你餓了吧?中午就在這兒吃飯吧!”只有廣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飯吃的是什麼滋味兒! 妻子記得,1978年的春節,她和廣厚是怎樣過的那個“馬年”。大年三十一早,廣厚就把孩子都打發到堂兄家去“過年”,他自己則拉上妻子幫他查資料、校文稿,在年頭歲尾作學術的“沖刺”,從早上6點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終於把5萬字的論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萬家燈火,鞭炮齊鳴,家家團圓,普天同慶,而在數學家張廣厚的寒寓裡;夫妻兩人這才想起來吃一點兒前天的殘湯剩飯。只有廣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頓“年飯”吃得多香! 那時,他已經“成名”了。 再看看這兒吧,這是張廣厚現在的家。位於“科學城”中的數學所宿舍樓,給了他三間,真不容易。但喬遷新居已是1983年了,比成名時間晚得多! 在新居裡他當年那張裂著大縫的舊兩展桌還顯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盡其用”,只不過已經擺在女兒的房裡了。女兒不忍心讓爸爸再在這張破桌子上演算,廣厚終於有了一張寫字台,他可以從倚枕苦思的境況中解脫了,伏案揮筆,通宵達旦,次日早晨留下滿滿的一碟煙蒂…… 我們曾經為鐳之父比埃爾·居裡至死沒有得到一間實驗室而遺憾,我們當然應該為數學家張廣厚生前總算有了一間書房而欣慰。然而,這卻來得太晚了。就在張廣厚搬入新居的1983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頑強的生命最終沒有戰勝病魔! 楊樂說:“張廣厚患病期間,組織上不惜財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誰也不會懷疑那裡的領導會為“挽救”這位數學尖子而吝惜錢財,但是人們仍然不可理解:張廣厚患的並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尋常的乙型肝炎,為什麼偌大京城、諸多醫院卻對此無能為力呢?醫院也有難言之苦。北京市中關村醫院,地處“科學城”,擔負著這個地區125個單位共17萬人的醫療保健任務,其中副研究員以上的有1100人,知名科技人才200多人,平均每天門診量2100人次,但是,這個醫院的副主任醫師僅有7人,主治醫師48人,醫師66人,醫士14人。醫院的醫療設備條件差,化驗室的多數儀器都是50年代購進的,化驗增控指標不准確,與臨床結果不符。病床少,住院病人多,擁擠不堪,供應室年久失修,漏雨,無菌消毒難以保證……1987年衛生部責成海澱區幾大醫院對口檢查,結論是:這個醫院還不如公社衛生院!要知道,這可是在“科學城”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們看病的醫院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人們在指責醫務人員時未必知道這一切! 張廣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礦工的兒子,是唐山的驕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鄉來吧,住咱工人的醫院,喝咱家鄉的水,吃咱家鄉的飯,補補你的身子吧!我們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讓你養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給咱唐山、咱中國爭取更光彩的臉面!唐山的父母官和鄉親們盡心盡力地疼愛偏心這個兒子,組織了專門的“治療小組”,並且把牛奶、瘦肉、海參、對蝦、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漿……恨不能一口都給他灌下去,巴望著他的病快好,巴望著他胖起來。 故鄉的溫情使張廣厚熱淚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氣了,肝不太疼了,他認為自己的病已經好了,急於要工作。他不能白白地吃家鄉的偏食,不能愧對父老鄉親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檢查,各項指標都高得驚人,他的肝病沒有好,反而加重了,突擊性的“大補”給他那虛弱的肝臓增加了負擔,難以承受了!“營養價值再高的食品也已無法彌補他二十幾年來身體的虧損了。”與他並肩戰斗、一起成名的楊樂不能不發出這樣的哀歎。 張廣厚在病魔纏身的最後歲月,才猛然醒悟:“現在大家都在競爭,誰的身體好,誰就能勝利!”也只有到這時候,才更加意識到時間的可貴!躺到病床上,他沒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後的力氣,爭分奪秒地整理和完成應科學出版社之約,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書稿。是的,他的時間太少了。成名之後,他光榮地被選為共青團中央委員、新長征突擊手,並且擔任了北京市科協副主任、中國科學院京區直屬黨委委員、數學所黨委副書記、全國科協書記處書記和黨組成員……很少有人能贏得他這麼多光榮,但這些光榮卻是以犧牲科學家的時間——生命為代價的,成為“名人之累”!各種各樣的會議,沒完沒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務諸如分房子、查衛生、提職調資……和他的函數理論有什麼關系,下了班還有人追到家裡來,他還必須耐心地傾聽這一切,處理這一切。客人走後,時間才屬於他,卻已是半夜了。還有那些數不清的“報告”,從大、中、小學到團體機關,都想請這位名人講一講,不是講他的函數理論,而是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麼認真,每篇講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樣去想、去寫、去反復修改,對一個數學家來說,這比寫學術論文還麻煩,太難為他了。這個“拋棄一切,只要數學”的人,這個在青年時代連談戀愛都嫌耽誤時間、囑咐未婚妻“少來信”的人終於病倒了。推開了這一切,時間才屬於自己。他寫著書,還在想著以後要寫的論文,說起碼還要寫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還在想著培養博士研究生的計劃,要把已經開創的這項事業繼續下去…… 但是,他突然去了!拋下這一切永遠地去了! 花叢中躺著他那高大卻又虛弱的身軀,他的枕邊擺著平生僅有的一部著作:《整函數和業純函數理論——虧值、漸近值和奇異方向》,25萬字,出版於他去世前一個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這一本書,本來,他還可以再寫好多本! 面對他的遺休,任憑人們痛哭也罷,飲泣也罷,哀歎也罷,感慨也罷,對於他都已經毫無意義了。告別儀式的規模、治喪委員會的規格……這些都是給活人看的,他並不需要這樣的“哀榮”,他只需要繼續活下去,安安靜靜地、專心致志地、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地、無後顧之憂地從事他視如生命的數學研究,卻永遠也不可能了!活著的、為他送葬的人們哪,如果你們手中確有權力做到這些而並沒有做到,那麼,面對他的遺體不感到愧疚嗎? 張廣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動了海內外。1987年1月30日,正在美國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我國著名數學家鍾家慶在《華僑日報》上看到了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轟雷式的震擊”! 鍾家慶和張廣厚是北大同學,又同是數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三十多年來,同窗摯友,情義篤深。鍾家慶也非等閒之輩,他曾是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的研究生,專攻多復變函數論,在華羅庚、陸啟鏗兩位教授的指導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創見又有精湛的技巧,顯示了高度的才華。他在科技大和清華度過“十年”劫難之後,於1978年重返數學所,明知多復變函數的現代研究需要分析、幾何、代數的很多知識和工具,國際上發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喪失了多年寶貴的光陰,但他仍決心追趕數學主流,致力於研究復幾何的一些基本問題。經過多年辛苦,終於在復變函數論和微分幾何方面取得了傑出成就,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贊揚。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關於“緊致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獲得了最佳估計。他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莫敦明教授合作,證明了全純雙截曲率非負的緊凱勒——愛因斯坦流形必為厄爾密對稱空間。他三次赴美,先後在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進行首次學術合作與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評價,在新設立的“陳省身數學獎”的首次評選中,以高分獲獎,為祖國贏得了榮譽。 鍾家慶出國之前,家中有兩位親人接連故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面容憔悴。但是原定合作不便更改,他忍痛節哀,勉力遠行。豈料在美國又得到好友辭世的凶訊!他含著悲痛的淚水寫信給張廣厚的妻子,“沒想到去年九月底的一別竟是最後的訣別!我引以為憾的是他臨終時刻我竟遠在異國,未能臨床致慰。夏初回國時,一定登門吊唁……” 夏天到了,但是鍾家慶沒有能夠實現這個諾言。就在他圓滿完成國際交流任務,即將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之際,4月12日凌晨,心臓病突發,猝然辭世,年僅49歲! 又一個英傑倒下了,與張廣厚之死相距不到三個月!而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在中科院系統的中年知識分子中,從張廣厚算起,鍾家慶已是第七個死者! 張廣厚死了,鍾家慶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識分子接二連三地相繼離去,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張廣厚早在大學時期就曾在家書中說過:“為了向科學進軍,我甚至想抱獨身主義。我願自己盡最大的努力來爭取,使我在年老的時候,能夠說我為國家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在心靈上不受責備。”而他卻不知道,他和他同命運的人根本沒有晚年! 也許他們在冥冥之中還在“自責”吧?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實,他們也應該瞑目了,他們已經為國盡力,吃的是草,擠的是奶和血!生命雖然短暫,但他們在生前總算已經被伯樂問津,比起那些默默無聞、困頓乏死的千裡馬,還算是幸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