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

樓主 / 被禁止的用戶

幾年前，易中天和成君憶兩位學人，有過一次爭執。爭執的起因，是曹操的功罪是非。

今天，當時間冰釋了不快，我們不妨以最大的善意來看待這場“成易之爭”：這是文學與史學之間的一點齟齬。易中天先生打量的是歷史，所以曹操的惡行，不在道德評判的范疇裡；而成君憶先生所持的，是一種現實的憂慮：現實社會裡還沒有足夠的善之果，來容納一枚惡之花。

對於曹操，歷代的文人多做差評。從元稹到蘇東坡到孔尚任直到羅貫中，都用筆墨敲打過曹操。

這些學富五車的傳統文人，為什麼要和一個曹操過不去？答案是：在曹操身上，他們看到了一種危險，一個幽靈，一個流氓政治的幽靈在中國大地上徘徊游蕩。

20世紀初葉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走向現代的歷程。新文化的主將們，用淋漓的筆墨圍攻、砍伐一棵傳統的大樹。這棵大樹的名字叫做：禮教。
封建的道德禮教是束縛社會的，是束縛人的，這一點毋庸質疑。不過，禮教的另一面，卻是常常被忽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束縛權力的。今天我們知道權力是需要用制度的籠子來約束的。但是，在千年的歷史上，我們沒有約束權力的體制，卻有約束權力的文化。禮教在神化權力的同時，也在深化權力的責任：一個帝王掌握國家行政權力，不是過家家，不是占山頭，不是肆意妄為的。

當然，禮教的弱點是明顯的。但是，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沒有約束權力的制度的籠子，就需要約束權力的這一根文化的繩子。有這根繩子牽著，權力就不會脫軌太甚，滑落太遠。這根繩子用細弱的聲音時刻提示著君權：要講仁義道德，要言而有信，要正大光明，要講廉恥……

曹操為什麼可怕？

今天我們看曹操，是以歷史旁觀者的身份欣賞表演：曹操看到了禮教的虛弱和虛偽，然後戲謔的把這繩子把玩在手裡，任意屈伸，高興的時候，還拿出刀子來，比畫一下……

而對於傳統的文人來說，他們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當事者，所以，他們看到的是巨大的危險：當權力掙脫了唯一的約束，當一個掌握最高權力的帝王不講仁義不講道德不守信不要臉無所謂無所畏不擇手段不計代價——即，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市井化、流氓化，後果會怎樣？

我們把時間切換到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不過，叫花子出身的朱皇帝，對權力的架構卻格外敏感——玩弄權術，本身就不需要什麼雄才大略，只要一點世俗心機就足夠了。朱元璋皇帝通過一系列血腥的清洗，廢除了傳統的宰相制度，建立了內閣制。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制度設計，它的特征是：皇帝處於權力的中心，高度集權；而在這中心的周圍，是分權——這樣的制度設計，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個人專制。

今天我們知道，朱元璋所創立的，是一個極權制度的雛形。之所以說它是一個雛形，因為：這樣的極權，依然是一種有限權力。明朝的民眾在上繳了皇糧國稅之後（明朝的稅賦長期是30稅1，即3.3%）,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所以明朝人有經濟的自主權利，皇權對於社會的控制，依然是有限度的。

1917年，俄國“革命一聲炮響”，列寧斯大林等人建立了一個“新”制度。新制度在政治架構上，和朱元璋同志的模式類似，不過名字很好聽：民主集中制。到這裡，極權不再是雛形了，它已經發育成熟。因為，它有一個致命的法寶叫做：公有制。

公有制是一個動聽的詞匯，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它幾乎就是優越性的代名詞。不過，公有制的可操作性卻值得商榷：財產是公共所有的（國家所有的），這當然不是壞事。具體到操作上，由誰來管理掌握這公共財產呢？是政府。那麼誰來監督和約束政府？答案是：當政府掌握了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同時又完全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只有它來監督你，你哪裡還有什麼機會監督它？所以，前蘇聯的政權模式，被叫做極權政治，因為這樣的權力，是無限的，它完成了對社會、對個人的完全控制，無處不在無孔不入。這樣的權力會膨脹，而且有可能失控。

如果——我們只能說：如果。如果一個傳統的文人，如蘇軾如羅貫中，站在20世紀的俄羅斯模式面前，他會有怎樣的惶恐和驚問：如果權力掙脫了文化的約束，如果權力不受社會約束並且能夠完全的約束社會，如果權力無限度的膨脹甚至失控，如果一個曹操掌握了這樣的權力——結果會怎樣？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裡，潛伏著一股暗流。這股暗流，叫做：反智主義。

今天，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歷史台階上，我們知道：我們的社會要發展富強，我們需要比爾•蓋茲，需要洛克菲勒，需要松下幸之助之類的企業家；我們需要愛因斯坦、牛頓、愛迪生這樣的科學家，同樣的，我們需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雨果等文化巨匠——這樣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財富而不是罪惡，是我們應該珍惜保護的對象而不是打倒或殺戮的對象，他們是人民的一員而不是人民的對立面。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傳統裡，“學而優則仕”，知識指向官僚權力。當官僚權力腐敗並欺壓社會時，權力和知識一並成為底層民眾仇視的對象，這是傳統的缺陷導致了的隱憂。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缺陷所在：它庇護權力有余，庇護社會和民眾不足。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從黃巢到李自成張獻忠到洪秀全，不同程度的把屠刀揮向了文化和知識分子。但是，中國傳統文明的強勢也正在這裡。每一次，當革命的暴力危及到文明的根基時，就會遭遇到強力的反彈。反智主義的暗流雖然時有湧現，但是卻始終沒有破壞中國社會的文明底限。

再來說“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進行了大規模的口誅筆伐，這是對傳統文明的傷害嗎？不是，而且，恰恰相反，這是對傳統文明的一次修整和鞏固，對文化的反思，是另一種形式的繼承。筆墨和口水不會傷害一種文化和文明，刀槍和血腥才會。“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的大樹一番砍伐，不過是起到了修枝理葉的作用。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的時候，也是國學開始復興的時候。如果能夠按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新文化和舊文明，傳統和現代，在不斷的碰撞和互相梳理中，將攜手走向復興和崛起——

可是，世界大戰，日本的侵略，卻使得這一偉大的進程被迫中斷。多年之後，雖然我們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中國社會，第一次來到了一個可怕的歷史斷層邊緣：舊文化已經衰弱，新文化蹣跚起步；古代已經無法復原，現代卻根基淺薄。中華文明，此時到了一個最虛弱的時候，她極有可能迎來一次歷史沉痾的總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