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4年10月11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采訪報導)近期以色列針對黎巴嫩真主黨展開強烈攻勢,接連3任真主黨領導人在一周內相繼被定點清除,推選新任領導人成為真主黨高層的難題。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在發動對以色列狂射180枚飛彈後,已經躲藏在一個神秘地堡。據稱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共黨魁
習近平也有他們的秘密地堡,那麼,號稱世界第一深的習近平西山地堡能否扛得住美國的襲擊嗎?仍是個問號。民運領袖王軍濤在接受《看中國》采訪時談了他的看法。
“像西山這樣的指揮中心,是
中共中央軍委的指揮中心”,但中國早已完成了更大范圍的防核武布局,西山只是一個傳統概念。近年來,中國在秦嶺等地區建造了更先進的軍事設施,特別是戰略導彈旅的部署,這些設施被設計用來應對最嚴峻的軍事沖突。
王軍濤提到,“秦嶺地區有幾個戰略導彈旅,這些導彈能夠進行二次打擊,除非美國將整個秦嶺地區徹底摧毀,否則它們仍然可以發射導彈。”他進一步解釋說,盡管美國在機動打擊力量上具有優勢,但中國和俄羅斯仍然更多依賴陸基力量。這意味著,中國的防御設施大多集中在一些固定區域,尤其是那些可以進行二次核打擊的關鍵設施。
不過,王軍濤認為,習近平和中共高層或許更擔心的是內部的威脅,而非外部的襲擊。“中共內部歷來擔心二把手殺一把手的情況,他們的防范更多是針對內部而非外部。”這一點在中共歷史上多次得到驗證,例如
毛澤東對林彪的防范、鄧小平對黨內其他勢力的清洗。王軍濤指出,習近平在鞏固權力的過程中,可能更加關注如何防止內部政變,而不是應對外部軍事襲擊。
習近平對內部威脅的防范反映了他對中共高層內部權力斗爭的高度警覺。在中共歷史上,內部政變和高層權力斗爭時有發生,因此,如何防止“二把手殺一把手”一直是中共領導人關注的焦點。王軍濤提到,“中共內部歷來擔心的不是外部威脅,而是內部的權力斗爭,尤其是像習近平這樣的領導人,他們所面對的最大威脅可能來自於黨內的其他權力中心。”因此,習近平不僅要在外部展示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還必須在內部強化防范機制,以確保他的統治不被黨內的其他勢力挑戰。
這種高度的防范機制不僅表現在習近平對軍隊和政府內部的清洗和監控上,還體現在他對政權安全系統的不斷升級和擴展。王軍濤指出,“
西山這樣的指揮中心,雖然是一個傳統概念,但習近平已經完成了更廣泛的防核武布局。”特別是在中國的一些關鍵戰略區域,如秦嶺,建立了可以進行二次核打擊的導彈旅。這些設施被設計為應對最極端的軍事沖突,確保即使中國遭到外部打擊,也可以通過二次打擊對敵國進行報復。
然而,王軍濤也指出,盡管中國建立了這樣的軍事設施,但在現代戰爭中,單純依賴陸基力量已經不足以應對全方位的軍事威脅。他特別提到,美國在空中和海上的機動打擊力量非常強大,尤其是在核武器領域,美國的潛艇和空中力量可以隨時發射核導彈,進行全球打擊。“相比之下,中國和俄羅斯在機動打擊力量上還遠遠落後,他們仍然依賴陸基力量,這就使得中國的核打擊能力在實際戰爭中相對更易受限制。”
即便如此,王軍濤認為,中國政府的防御策略不僅僅是為了應對外部的核威脅,更是為了在內部維持穩定。習近平顯然對潛在的政變或黨內叛變非常警惕。“習近平對軍委委員的不信任、對軍隊高層的清洗,實際上都反映了他對黨內威脅的高度關注。”這種內部的權力斗爭和防范機制,貫穿了中共歷史的始終,而習近平作為一個高度集權的領導人,更加依賴這種防范機制來確保他的統治。
中共權力斗爭的歷史與現實
中共自建黨以來,內部的權力斗爭從未停止,毛澤東時期的“文革”、鄧小平時期的“改革路線之爭”,以及
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的“上海幫”和“團派”對立,都反映了中共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爭斗。這種斗爭不僅限於政治路線的分歧,往往還涉及對黨內其他勢力的清洗和鎮壓。
王軍濤提到,毛澤東對林彪的防范就是典型的例子。林彪曾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繼承人,但最終因權力斗爭與毛發生沖突,最終在“九一三事件”中被迫逃亡,並在蒙古墜機身亡。這一事件揭示了中共高層權力斗爭的殘酷性。毛澤東之後,鄧小平通過一系列的政治斗爭,最終掌控了大權,並通過改革開放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基礎,但這並未結束中共內部的權力斗爭。
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黨內形成了以“上海幫”和“團派”為代表的兩大勢力。江澤民依靠上海幫掌控權力,而胡錦濤則代表團派勢力,在黨內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但這種平衡在習近平上台後被徹底打破。習近平通過反腐運動打擊了江澤民的上海幫勢力,同時通過強化個人崇拜,逐步鞏固了對黨內各派系的控制。
王軍濤指出,習近平與他的前任不同,他采取了更強硬的手段來清除潛在的對手,並通過集中權力,將決策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尤其是習近平近年來對軍隊高層的不信任,以及頻繁的軍隊清洗行動,表明他對內部權力斗爭的高度警覺。“習近平通過反腐打擊了江澤民的勢力,同時也沒有讓團派勢力卷土重來。他的權力斗爭策略更多是通過消除黨內所有的反對力量,確保自己能夠掌控局面。”
內部威脅與外部挑戰
盡管習近平通過內部清洗和權力斗爭鞏固了統治,但他仍面臨著來自外部的巨大挑戰。王軍濤分析指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處境日益艱難,特別是在中美關系緊張的背景下,習近平的對外政策面臨巨大壓力。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外資撤離、產業鏈外移、科技封鎖等一系列問題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不得不在國內外政策上作出調整,以應對多重壓力。王軍濤提到,中國在某些領域已經表現出退讓的姿態,尤其是在與美國的科技合作上,中國主動提出與美國磋商國際規則的制定,顯示出北京在某些領域希望減少與美國的對抗,尋求更穩定的合作。
然而,這種對外政策的調整,並未減輕習近平對內部威脅的關注。相反,隨著外部壓力的增加,內部的不滿情緒也在累積。王軍濤指出,黨內一些受到壓制的勢力,如紅二代、改革派等,開始尋求在政治變革中的機會,試圖重新獲得話語權。任志強的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代表了黨內部分不滿勢力對現狀的反抗。
習近平執政的十年裡,通過集權、清洗黨內異己以及反腐運動,他成功地鞏固了自己的權力。然而,權力的集中也使他面臨著更多的內部和外部挑戰。王軍濤指出,習近平對軍隊高層的清洗、對軍委委員的懷疑,顯示出他對內部威脅的高度防范。同時,他對外政策的調整,尤其是在中美關系上的妥協,表明中國在面臨國際壓力時不得不采取更靈活的策略。
盡管如此,習近平的統治依然穩固,但未來如何應對內部權力斗爭和外部挑戰,仍然是他面臨的最大考驗。王軍濤認為,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黨內不滿勢力的崛起,習近平或許需要進一步調整他的政策和策略,以維持中共內部的穩定,同時在國際舞台上繼續保持中國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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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