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图书馆所藏《兰晖堂集》美国也提出了自己的接收条件,就是允许他们复制一套胶卷。正好北平图书馆一直希望可以影印书本内容,限于技术和经费的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正好这个契机,最后协议结果就是美国人复制两套,给我们一套。“送到哪里”解决了,“怎么送”成了问题。整个太平洋都是日本的天下,美国政府不愿出面,国民政府又有心无力,只能靠私人力量来解决。我当年看到的那篇回忆录,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回忆录的作者,就是亲手把这批宝贝送出海关的钱存训先生。

北平图书馆馆员钱存训和妻子许文锦
当时钱存训是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一个职员,他的老婆有一个老乡,一个张姓的小伙子,正好在海关当检查员。钱存训就每周趁他上班的那天,偷偷用小独轮车拉几箱书,假装是新书运出去。蚂蚁搬家,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才把200箱古籍送出海关。没想到,刚送上商船没几天,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商船从此杳无音信。所有人都非常沮丧,觉得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的收据
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钱存训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这批来自中国最珍贵的书安全抵达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这个船的确被日本人劫掠走了,还帮日本人运了兵,但是为什么那批书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至今没有人知道。总而言之,这批书神奇地抵达了大洋彼岸。里面有敦煌卷子,甲骨文、金石碑帖,还有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1965年,这批漂泊海外长达24年的精华古籍善本被运抵中国台湾。
1985年,钱存训在台北和这批书的合影,书箱上写的“平40”代表的就是194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曾经告诉我,1990年代,他和几个国图研究员在台北亲眼看到了这批书,还看到了上面的题签,就是赵万里先生写的(赵万里是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要的一位文献学家),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杜甫和陆游,跟着我们一起去逃荒
当时很多古籍在转移时,明明都是无价之宝,却只有两三个人护送。很多参与文献抢救的人,抗战胜利之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为了图书馆事业或者学术界奉献了一生。像山东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护书时还是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写日记说好几次想逃跑,觉得这样为了几箱书东躲西藏没意思,想上前线打游击。
屈万里到台湾之后,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和甲骨文研究工作
后来,他担任了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和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学者。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因为牵挂被运到美国的国宝,主动申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了这批书的监护人,直到他过世。还有一些很普通的人,用非常乐观的态度面对抗战劫难。比如清华大学一个图书馆职员马文珍,喜欢在运书的时候写打油诗。
1935年,清华大学要求,除了教学和研究生论文必需的图书馆设备以外,即刻开始一周内完成秘密装箱
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书要跟着学校一起转移,朱自清是馆长,带着大家把书装箱。马文珍写了一首《装箱歌》,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这是前辈人智慧的遗产,我们应当郑重的保藏,把它们寄到幸福的遥远,把它们寄到安全的地方,快点装,慢点装,又是一箱。”到了昆明之后,大家把箱子打开,马文珍又写了一首《开箱歌》:“丁丁当,丁丁当,大家一齐来开箱,拿刷子刷刷书面的霉呀,让陈死的微尘因风扬。”战争是劫难,但他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去面对:没问题,我们把书擦一擦,放到架子上,又可以开展教学研究了。

西南联大图书馆
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能做出那么好的研究,与这些书的成功南迁是分不开的。当年参与运书的一位图书馆馆员名叫唐贯方,我们采访到了他的儿子唐绍明先生。他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
他说这些书得留着,得护着,“土地可以丢失,文脉不能断,中国还要复兴,还有人才,需要这些东西。”这就是当年以唐贯方为代表的一代图书馆员内心的真实想法。

五箱书物在乐山大轰炸之前被转移到了凌云寺
中山东省图书馆的那批书,运到乐山之后,王献唐还是觉得不放心,决定要把书从城区再次转移到郊区的寺庙里。果然,转移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乐山大轰炸。王献唐在日记里描述,他站在乐山大佛旁边,看到城里面火光一片,他第一次目睹这么惨痛的轰炸,一方面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很庆幸,幸好自己把书转移走了。我们在乐山的时候,正好碰见当地纪念“乐山大轰炸”的周年活动,当时全城警报响起来,那种感觉是非常直接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年王献唐对这批书劫后余生的庆幸。《开箱歌》里面唱, “箱子里放着杜甫和陆游,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其实《炮火下的国宝》说的就是杜甫和陆游逃荒的故事。纵观中国整个历史,这些古籍善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逃荒中流传下来的。我们的文脉也是这样被继承下来的。
当时的中国很厉害:井然有序,不慌不张
前年,我参加一次会议,碰见台北故宫的一个年轻的研究员,他负责协助展览。我听他讲,每次要展览一些珍贵古籍,像《周礼》,或者杜甫、陆游的珍贵版本的书,他就负责把哪一页摊开,让大家看。他为此非常自豪。我曾经近距离看到过王国维的手稿,他在《人间词话》里面写过人生的三重境界,最后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那一页。它是立体的,它是物理的,是一个可触摸,甚至有气味的东西,这就是书本有魅力的地方。

山东省立图书馆南迁的国宝古籍——宋代赣州州学刻本《文选》
我觉得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书还是会有它的作用。它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不仅是中国的遗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我们亲眼、近距离地看实物,和通过手机读陆游和杜甫的诗,是完全不一样的。拍这个片子,最让我感慨的,是那些普通的中国人。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记录,经常发现这样的描述:“一件不少”。书是很容易一件变成两件的,或者丢失,还有很多书本来就是残本,但是所有这些珍贵古籍,在运送的途中都是“一件不少”。
1942年7月6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八路军成功抢运《赵城金藏》的消息
船靠岸了,村民帮忙把书运到岸上。听说日本人要来抢书,大家一起把书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书掉了河里面去了,周围的群众自发下水打捞。这真的太难得了,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信守然诺,有始有终,普通人身上的这种侠义精神和正义感,丝毫不亚于文化人舍身取义的文化自觉。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合影,一排左五是唐贯方
唐绍明先生,他讲他的父亲唐贯方非常朴实,当时就是清华图书馆一个非常普通的馆员,护送书先到了宜昌。那时候宜昌有点像敦刻尔克大撤退,北方南方所有的物资、人马都挤到那里去,为什么挤到那里?因为三峡航运的能力有限,要换到小船上,怎么办?只能等。他们在宜昌等了两个多月。他说他父亲就想方设法保护书,晚上一个人打着手电筒巡守。

山东省教育厅为拨发李义贵保管费用给王献唐的信函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于1940年寄给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购书汇款单
当年抢救、转运留下的档案都非常丰富,也特别细致。每一笔拨款多少钱都有电报留档,数字细致到了零头。我们现在想起抗战,想起兵荒马乱,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惶恐,甚至恐惧,会觉得那人怎么活?但你会发现,其实人们还是有秩序的,一方面是当时的很多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依然存在,很多东西是保持流通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所有东西都崩溃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人心的秩序。每个人心里面知道他们该干什么,各司其职,内心的职责感很强。来了什么事都不慌,我们稳住。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是超越了时空的。尤其是今年以来,可能大家感受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多。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焦虑,这个片子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