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李霄峰的自述:
“风平浪静”,里面却是摧枯拉朽
和我的前两部作品一样,《风平浪静》也是一个关于90年代的故事。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时代,很炽热,也很冰冷。在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有金钱至上主义,各种各样的思潮彼此映照,彼此冲刷,那个时代所产生的故事,看起来是风平浪静,但其实里边是摧枯拉朽。
电影里宋浩的悲剧,从他个人的性格到社会土壤的变化,其实都在起作用。首先是他的善良。善良的人往往软弱、压抑,不太容易去展现自己的内心。宋浩离开西园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社会,后来在厂里一干15年,正好错过这期间社会变迁的洗礼,因此他回来的时候,是以少年一样的精神状态,去经历15年后人际关系的变化。
另外,宋浩的保送名额,为什么会被抢走?今年上半年还有一个山东的顶替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引起一些这样的思考,宋浩这个人物的悲剧也不算白白出现。
电影是在泉州拍的。我第一部电影里有河,第二部里有江,我就下意识觉得第三部应该有海。
2018年夏天我在青岛写剧本,但青岛的海还不是我剧本里面所要求的那个状态,于是编剧余欣推荐了泉州。到了泉州,看到那边的海特别野,特别有力量,海边则是大片的黑色礁石,我当即决定就这儿了。
我们知道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比如娄烨导演在那里拍《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其实福建也是,而泉州这个地方我觉得更有意思,因为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八、九十年代,南方的沿海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先富起来,人们的气质总归也是不一样的。
电影原本叫《重返西园码头》,所以就注定了最高潮的戏份应该是在码头解决。我是安徽人,从小生活在内陆,没见过海,但我觉得海就应该承担一个人的精神归宿。
《风平浪静》最初是入围了金马创投,渤哥(黄渤)是评委之一。虽然最后奖没有给我们,但也给他留下了一点印象。剧本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就给他看,他很喜欢,后来就做了这部片的监制。
认识渤哥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阅历那么丰富的人。我比他小四岁,但他精力非常旺盛,永远喝不醉,他可以跟你聊剧本喝到早上四点,然后五点半就出工。
他对剧本有强大的平衡力,毕竟经验比我丰富太多。在片场我们讨论拍摄方案,他会停下来想一想,脑子一转,就知道此时此刻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合适。
第一代“野生”影评人
小时候,我家离市里正规的电影院比较远,就常常去附近工厂里的剧院。就像《灰烬重生》里的场景一样,合唱团在宽敞的舞台中心表演,观众席黑压压的全是大人,从小我就喜欢这种气氛,这是看电影仪式感的一部分。
《灰烬重生》
初中时我有一个本子,里面写了很多文章。当时那个本子流传在各个中学,有时出去转一个多月才回到我手边。各种我不认识的人在本子上写满批注和感想。那本子现在还在,但我不敢看,总觉得特别矫情。
后来我能够有机会做电影,还是感谢两件事,一个是盗版,一个是互联网。
1999年的时候,大学BBS流传一个片单,像伯格曼、安东尼奥尼,还有黑泽明、小津安二郎、今村昌平这些欧美以及日本的电影大师,顺带的是200多盘付费录像带。
黑泽明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电影叫大师电影。这些片子,有很多都是原来在电影学院才能看到的“内部参考片”,因为这些碟片,我们这种完全没有科班背景的人,也有缘接触到了,并且因为对这些电影的热爱,一眼辨认出同类,聚集到一起。
我最欣赏的两位导演,第一位是个日本人,黑泽明,对我来说他就是电影界的托尔斯泰。第二位是谢晋。这两个人都特别全面,不拘泥于某一类型的电影,而且在刻画人物上两个人都是最好的。
谢晋
最早写电影相关文字的时候,我完全没想到“影评”后来会火成那样,别人叫我影评人,我都觉得有点别扭。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还是个学生,好像不应该有什么标签。但是后来我慢慢地才意识到,它可能是一个社会属性,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门类。
2000、2001年的时候,我拿着全中国影评人最高的稿费,一个月最多的时候拿过1万块。
《灰烬重生》两位主角因《复活》相识
那个时候是真的愉快,走到哪儿都有朋友吃吃喝喝,聊聊电影。写东西也没有限制,你想写60年代电影,就写60年代,你想借着电影发一篇自己的感慨,你就发感慨。我们自己买票去看某部电影的首映,看完不高兴就写文章骂它。
所以我拍完第一个电影之后,网上有不少人骂我。后来想想,出来混总得还,当年你也骂人家大导演是吧?现在刚出来被人骂,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要当导演就当专业的
去陆川那儿工作是我整个电影生涯的开始。
当时是给《可可西里》拍纪录片。陆川是一个对制作要求特别严格的导演,在他底下工作压力非常大,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
我刚到青海的时候是拍夜戏,那些大灯立在戈壁滩上,场景非常梦幻。当时就想,“原来电影是这么做的”。然后老陆就走过来看着我说,“霄峰,我要是你,就得一边看,一边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拍?”
但当时还没有想到自己去拍电影。之后的十年也都没有什么冲动,做编剧、做海外发行、包括做演员,什么岗位都干过。到35岁的时候,突然有了那么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就是你要再不拍,估计以后也没机会了。
可能因为年龄大,有了一些社会阅历,而且对剧组的气氛也早就熟悉了。所以我的第一部电影(《少女哪吒》)特别顺利,所有人都很开心,本来是45天周期,35天基本上拍完了。第一部电影是最幸福,因为是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一部电影。
也许是因为入行在《可可西里》,我非常讲究电影的制作意识。《少女哪吒》把90%的钱都用在了制作上。当时器材公司的人跟我们说,你们拿的是两倍于预算电影的器材。
当时中国电影的氛围是给演员很多钱,不太重视制作。但我觉得无论你想表达什么,你的剧组必须要正规,必须是一个能打仗的剧组。我在细节方面,在器材的选择、人员的配备上,都是一丝不苟,甚至有些折磨人。
当时《少女哪吒》报名金马奖,我们是最后一个寄出去的,还是毛片,调色、声效都还没做。但它最后能入围,就是因为在拍摄的时候精益求精,所以和成片的差距不是那么大。
第二部片《灰烬重生》的成本不低,但依然有3/4的投资花在了制作上。我花了大量精力去呈现夸张的光线和浓郁的色彩,因为那些视觉层面的要素,就是电影在自己领域要解决的问题。讲故事当然重要,但是如果单单是为了故事,那为什么不看小说呢?
我始终觉得,电影是要放在电影院里看的。它有技术上的门槛,需要不同工种之间的配合,它有工业属性。有的导演出道的时候,花个几十万就开始拍了,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是不能因为这样把电影拍出来了,就觉得电影的技术层面不值得重视。
我相信“实践出真知”。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影评人、媒体人或者电影爱好者,进片场实实在在地去感受一下。哪怕只是经历了一部戏,出来以后对电影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