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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 maohu
- 時間: 2020-8-17 23:40原創：一條
王慶松，60後，
名字“慶松”就是大慶和松花江的意思。
他身上有很多光環和標簽，
“中國最貴攝影師”、“中國觀念攝影第一人”……
早在2008年，他的一張攝影作品，
就拍賣出500多萬人民幣的高價，
中國攝影師中至今無人能破。
《老栗夜宴圖》局部 2000年
《跟你學》2013年
《工作！工作！再工作！》2012年
大尺幅、大尺度的“電影感”畫面，
仔細一看，都是身邊稀松平常的普通人，
但服裝、道具、背景，
又頗有看頭，信息量巨大。
每一張照片的拍攝，
王慶松都要准備個半年，甚至三五年。
20多年來，只創作了99張照片。
7月初，在北京疫情的余波中，
蟄伏已久的王慶松，
帶著疫情期間的最新創作，舉辦個展。
在攝影圈、網絡上，都掀起不小波瀾。
一條也來到北京，
跟王慶松聊了聊他的生活和創作。
自述 王慶松 編輯 葉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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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0-8-17 23:41
2000年，當人們還在爭論“攝影到底算不算藝術”的年代，王慶松第一個拿攝影作品，辦了個展，堪稱攝影界的先鋒代表人物。
但在這之後，他選擇的創作之路，離高產、出名、曝光度，特別遠。別人一年拍幾十上百張作品，他從1996年到現在的25年裡，前前後後大大小小加起來，才產出99張，平均每年3-5張。
按照一貫的節奏，今年他完成了兩幅新作，又從過往作品中選出20余件，舉辦展覽《在希望的田野上》。
新作《在希望的田野上》2020年
王慶松2020個展第一展廳
展覽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展廳是點題的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布置成寫生畫室，就像美術生的藝考現場。
原計劃500人去現場畫，因為疫情影響，不能實現。王慶松便搭了500個畫架，放上450幅從全國各地征集來的“王慶松像”。“藝考常要求大家畫同一標准的素描像，本來想對這種模式有個反思，最後空無一人的現場，反而悲涼中透出一點希望。”
觀眾自發來到現場寫生“王慶松肖像”
這個作品引起無數80後90後的共鳴，在網絡被熱烈關注，每天都有慕名而來的年輕人，坐下來在空余畫布塗上兩筆。
第二部分，是從90年代至今的作品精選。從早期代表作《老栗夜宴圖》，到後來的《跟我學》系列，還有疫情期間的新作《問號》。
其中兩幅“千手觀音”，時間跨度20年。
左：1999年《迎來千手觀音》，手中拿的是美金、光碟、大哥大手機、金元寶和交卷；右：2019年《送往千手觀音》，手中是豬肉棒骨、骷髏架、智能手機、數碼相機
畫面中王慶松把自己扮成“觀音”，“千手”握著時代的產物，從1999年到2020年，燕京啤酒變成拉菲，大哥大換成了iPhone，膠卷被數碼相機替代。而他自己，也整整胖了40斤，“你平常不會覺得怎樣，40斤得是多大一坨肉？”
他笑說大家千萬別解讀太深，“我的照片，就是看圖說話。”
把各種信息壓縮進一個畫面裡，讓觀眾瞥見幾十年來個人和社會發生的變化。
以下是王慶松的自述。
王慶松接受一條專訪
父母的非正常死亡，
改變我看社會的方式
1996年，我停下畫筆，拿起了相機。
我相信中國這麼一個復雜社會，藝術大師我不知道，但一定會出現攝影大師。
我生在大慶，那是中國石油的一個老大哥，後來湖北發現石油，父親帶著全家搬到了湖北。在油田幹活，地方上很光榮。
江漢石油學院（全國5個石油學院之一）1978年建校，1980年12月，我爸是裡面第一個因公去世的。
那年9月份我剛上初三。當時是青春期，跟我爸媽強，真打。一次我爸剛把我暴打一頓就出差了，但一個星期後，我爸突然就不在了。（當時我媽還說，等你爸回來再收拾你。）家裡有哥哥，也有弟弟妹妹，在父親去世前，我們家的條件是非常好的。父親走後，整個單位就認為你最慘。
所以我一直強調，我的青春期真的就一個星期。那時候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就聽到《在希望的田野上》這首歌，給我非常大的鼓勵。
父親離開後，我就不太講話了。性格很難改變，自卑情緒一直特別強。直到我真正開始學藝術，才重新開始跟人聊天。
1993年，我從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畢業，中秋第二天，揣著1200塊就來了北京。我就住在圓明園畫家村，租金75塊錢一個月。
當時感覺物價在上漲，面條從最早的6毛9毛，漲到1塊1、1塊4，當時正好是鄧小平92年南巡之後，我就預感到社會注定要變化，而且不是簡單的變化。於是，我開始攝影。
2000年，母親生病，據我了解是被誤診去世。父母都是非正常的死亡，改變了我看待社會的角度。我慢慢轉型，越來越關注整個社會的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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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0-8-17 23:41社會它是特別復雜，特別混亂，但它也特別有魅力。
《老栗夜宴圖》
褪去一半色彩
2000年，第一次拍大畫幅，就是《老栗夜宴圖》，那是一次“賭博”，花了我差不多所有的錢。把我媽媽去世前10個月的工資，我老婆的獎學金余下的600美金也都押進去。
最後就是一套服裝，拍了5段故事。
《韓熙載夜宴圖》南唐畫家顧閎中繪
坐榻上的男主人公為藝術評論家栗憲庭
讓當代人來演韓熙載這個主題，是想把當代社會知識分子的處境，跟古人對比。那幅畫主題是南唐一個文人官員的的生活，他在家裡宴客，當時的皇帝李煜想重用他，但是奈何社會已經支離破碎了。
韓熙載這個角色很難找。
當時臨開拍前一個星期去找栗憲庭，他就說他來演。他來拍攝前一天一晚上沒睡，拍完之後放大一看，發現老栗眼神演得特別好，一個疲憊的知識分子的心理處境，都出來了。
《老栗夜宴圖》局部
原來畫中的仕女，到這裡都變成了腰粗腿肥，裹著粗俗布料的女人，跟原畫裡的風格，形成強烈的反差。模特的衣服都是從地攤買的，一套不能超過20塊錢。
沖片子的時候我非常緊張，看到它能像傳統國畫一樣實拍出來，不是電腦合成拼來拼去，還是挺驚奇的。後來成品大的是9米8長，是第一次有人拍出散點透視的感覺。
色調上，艷麗，但帶著灰暗的感覺。
《新女性》 2000年
這個色調我是特意的。我覺得社會，應該不是這麼炫麗多彩的。所有畫面必須降色，一定要褪掉30%甚至50%的色彩飽和度。
對大畫幅相機的使用，也從早期的4×5變成了8×10，最後變成了12×20。
我甚至慢慢養成了習慣，會在一個地方坐著，坐很長時間，或者就去大街上走啊看啊，碰到一件事情我就會仔細觀察，去想它背後到底是怎麼回事。
《畫室》2005年
瘋狂拍人體模特的那幾年，
曾刷新我的底線
我覺得我應該在國內拍人體是最瘋狂的。那個年代，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開放得多。
《中國之家》局部 2003年
《羅曼蒂克》局部 2003年
第一次，大概有二三十個人體模特全是女的。拍《羅曼蒂克》之前，我畫了一個草圖，全是拿世界名畫的人體拼起來的，就告訴影棚的師傅，我想拍一個由中國人來扮演西方美術史的這些形象。
但當這些北影廠的工人走進拍攝現場一看，這麼多裸身模特，姿態還都很笨拙，徹底懵掉了。
拍《佛堂》的夏天，密封的宋莊工作室，模特們很多從農村過來，脫衣服的瞬間，當時熏得我差點吐了。
2000-2005年，就5年時間，模特價格從100、200元升到1400達到高點，最後又降到300。後來，他們可以把自己的妹妹、媽媽、爸爸，甚至丈夫叫過來一起拍，甚至裡面偷情的都有。其實我看著心裡還挺揪心的。
後來我就很少拍攝人體模特主題了，有社會邏輯關系才去拍，如果純粹為拍人體，沒意思了。
在家中創作
准備5年，拍一張作品
我特別喜歡有時間感的勞動，用時髦話講就是“工匠精神”。但更多是跟自己在鑽井隊幹了七八年的苦力有關。當時父親去世後，因為家裡實在沒錢，我必須去參加工作，就去了父親待過的鑽井隊。
這段經歷對我後來創作的影響是無形的。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勞動產生的價值。准備時間很長，拍就一瞬間，就完了。
《跟我學》2003年 主角由王慶松出演
《跟我學》一張照片的拍攝，我准備了5年。
我對高考、對教育，一直是有感觸的。年輕時我特別希望自己能夠獲得系統的教育，考大學我就這麼一年年考了8年，但是最後終於上了大學，我反而不告訴任何人。對我來說，這段經歷我覺得挺丟人的。
2003年，我的小孩准備上幼兒園了，這個時間點，我覺得需要拍教育相關的作品。
當時拍《跟我學》，我就找了個8米長、4米高的破石膏板，拿墨汁直接一刷，三塊錢的粉筆，啪啪啪一寫，成本100來塊錢。
粉筆字現場寫了兩個半小時，但這些文字我已經積攢了5年。每個時間段我認為重要的關鍵詞，都搜集了。這堂課邏輯不清楚，但主題非常明確：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
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名稱，來自1982年到1994年中央電視台做的一檔電視節目《跟我學 Follow Me》，在新聞聯播前的半個小時，讓一個國家的公民去學另外一個國家的語言，整整12年。
《跟我學》教材發行量還超過了《毛選》，中國80年代初最早一批出國的人，很多都是通過這個節目來學習英語，了解國外的信息。對我們那個年代來說，很吸引人。 -
- 時間: 2020-8-17 23:42
《跟他學》2008年
拍完《跟我學》過了大概一年，我覺得之後應該有“你我他”，連起來組成一個世界。8年以後，開始拍《跟他學》。
《跟他學》拍攝幕後
運了20噸的書，從廢品收購站收回來，放了一年讓它長霉。一年後，又賣給收購站，每噸價格還漲了300塊。
《跟你學》2013年
2013年拍了《跟你學》，大概是120個課桌，趴著睡覺的這些人，跟一個打著點滴的老頭一起學。老頭是我自己扮演的。
當時廢品收購站運來的很多工具書、高考教輔書，根本沒開封，帶著塑料皮。我還截了當時我們湖北當地的新聞，臨高考前幾天，全班打營養液，亢奮起來復習，不能睡覺。
這樣“你我他”算在一起，有10年跨度。它有一個反問：到底我們要跟什麼學？
《論壇》出演發言人 2001年
《學前班》扮演老教師 2002年
我拍的絕對都是社會的真實
我七八成作品裡都有自己。有時候我作為一個主角，有時候我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者，一個教師、一個乞丐、一個老人，幾百人的其中一個學生，偷偷地看。
2008年作品《臨時病房》：大家坐在一起很麻木地接受治療，我就像是一個超時空的人，跟他們沒有關系，只是在那裡看看報紙。
2020年作品《問它》：我全身裹滿了泥，坐在一個馬桶上，扮演了一個思考者，觀眾在展廳裡要走得離這幅作品很近，才能找到我。
人在看我，我王慶松也在看這個社會。
不管社會發生什麼變化，我們既是個參與者，同時可能也是一個懷疑者。“我跟社會的關系”，這一點在我的作品中一直很重要。
早期我總是想把自己放在很英雄，很重要的位置，後面慢慢就去藏自己，把我融入在畫面中，盡量不被人發現。
《大擺戰場》2004年
我們走到任何地方，鋪天蓋地的廣告，我就做了15米高，大概38米長的一個海報牆，那些牛皮癬啊小廣告啊，大概寫了一個月，一邊看雅典奧運會一邊畫那些道具。
起名《大擺戰場》，一聽就是很中國的一個名字，油鹽醬醋、針線、老外家教……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的縮影，各家又互相競爭，整個像一個戰場。
《問它》幕後 2020年
《問它》是今年疫情期間寫的，主要是世界500強的LOGO，花了4個多月，每天10個小時，一張張畫出來，100度老花鏡也成了300度。
過了十幾年，我們看到很多商標消失了。商業社會發展到這個程度，其實我們無法擺脫，但我們依然需要給這一切打一個黑色的、正式的、嚴肅的問號。
王慶松在展覽現場
我很少穿戴有商標的東西，物質上需求不多，也不擅長社交場合。別人來看展覽，我不知道說什麼，“謝謝你來了”。
我來北京就覺得要匍匐前進。能坐起來，我盡量坐小馬扎；能站起來，我盡量半弓著腰站。因為你無依無靠。多少年之後，別人說慶松，好像做得還不錯。我還是盡量低調，人就是得這麼低調地過著。
《問它》拍攝幕後 2020年
王慶松在展覽現場
攝影，其實是幫我找到了一種方式，去跟別人交流。
如果按普通的方式拍攝5年，別人可能會用200張、300張照片去呈現，但我就只需要一張照片，把我這麼多年的各種社會觀察，做成像壓縮餅幹一樣，都鎖在一張圖片裡。可以在裡面不停地去“找東西”。
別人總說我的照片，什麼艷俗不艷俗我就很煩，什麼觀念攝影，我根本不是這麼想的。
我認為我根本不是擺拍，我拍的絕對都是社會的真實，每個鏡頭都是在社會中找到的。
它沒那麼生動，沒那麼好看，但它就是有一點真實。
王慶松工作室附近的街景
後記：他的發型？村裡的生活？......
7月底，在疫情風險降級後，一條終於來到了北京。
沿著機場高速公路下來，費了老大勁登記、問詢，我們才被允許進入一片藏在城中村裡的藝術社區。
這裡，一半是平房，沿街一溜日用雜貨鋪，緊挨著熟食快餐、理發店；樓上留給外來打工者、剩下不多的留守村民。拐個彎，就是一排整齊劃一的藝術家工作區，一棟挨一棟。與野生混雜的村民生活區，形成鮮明對比。
10年來，王慶松就隱於此。
生活裡，王慶松常穿著人字拖、頂著一頭標志性的“雷電發絲”。他說這發型得有快20年了，他找理發師傅把黑發全剃了，只留下一根根稀疏分布於頭頂的白發絲，一擼，發絲就能一根根豎起來。“有時候一進電梯，所有人都想退幾步。”他說就喜歡這樣讓人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老師您有什麼愛好？”“最愛睡覺，太愛睡覺了。只想躺著。”這回答，讓人聯想到2008年他的一幅《跟我學》拍賣出500多萬高價時，他本人的反應是：“那天的新聞，就是打擾了我休息，還有七八個電話打進來問我還有沒有別的作品。”
他笑稱自己是“低端人口”。當我們跟著他出了門，他就像在城中村裡隱形了，一晃神就找不到了。
部分圖片由王慶松、當代唐人藝術中心提供 -
- 時間: 2020-8-18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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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樓 / 喋喋不休
- 時間: 2020-9-12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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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0-9-12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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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樓 / 太極
- 時間: 2020-9-12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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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0-9-12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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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0-9-12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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