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了解美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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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 胡思

以下是一篇相当详尽、分段清晰、并且字数不少于 5000 字的内容介绍，围绕这段由 American Compass 执行主任 Orin Cass 与嘉宾 Michael Petti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探讨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 及其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影响的播客访谈。文本将从整体脉络、核心观点、相关经济学背景、双方的互动细节，以及可行的政策建议与争议点等方面进行充分介绍与解读。

一、背景与整体脉络
这次访谈由 Orin Cass（美国智库 American Compass 的执行主任）主持，嘉宾是资深经济学者 Michael Pettis（中文常译为迈克尔·佩蒂斯），他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也是研究全球贸易、国际金融体系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专家。访谈主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展开：

美元被称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含义：为何称之为“储备货币”？它对美国及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
“美元特权”是否真正有利于美国？传统观点常用“exorbitant privilege（过度特权）”形容美元地位带来的好处，但在当下全球贸易失衡、产业转移、美国债务攀升等背景下，是否仍能被视为优势？
贸易顺差与贸易逆差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关系：Pettis 指出，各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或称金融项目）的对应关系导致某些国家 “必须” 当起全球储蓄的“吸收者”，也必须承接财政或民间债务，同时压缩本国产业并走向“高消费、低储蓄”道路。
全球经济失衡与“吸收过剩储蓄”之间的内在机制：访谈中反复提及中国、德国等“顺差国”的政策与国内市场结构，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逆差国”的对称状况——二者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与资本不平衡往往并非“自然”或“自由市场”造成，而是受到政策、制度和汇率管理或劳动力要素价格调整的驱动。
政策应对的可行性：双方讨论了若美国决心要减少贸易与资本“双逆差”地位，究竟有哪些手段，如关税、资本流动管制、重新协商全球贸易规则、惩罚过度顺差国等。
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和长期经济结构的影响：美元在全球作为“安全资产”和“结算货币”地位巩固的同时，美国制造业占比不断下滑，财政和居民部门债务累积速度惊人，这背后与全球储备货币角色存在怎样的关联？
对全球外交和政治影响：特别是美元地位与美国制裁能力的联系，以及这种“金融霸权”在俄罗斯等国遭制裁后的成效与局限。
整场访谈时长大约在 57 分钟左右，内容相当紧凑且集中。下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对话展开较为深入的介绍和分析。

二、访谈的主要参与者与他们的立场
Orin Cass

身份：美国智库 American Compass 的执行主任，专注于美国中产阶级、产业政策、劳动力市场及贸易问题。他所在的智库常提出“务实保守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强调重新思考美国的全球化战略和国内产业结构，以更好地服务普通家庭利益。
观点立场：他在访谈中居于主持人角色，但明显对美元霸权的负面效应持警惕态度，希望探讨美国如何摆脱“逆差国 + 高债务 + 消费泡沫”的局面。
Michael Pettis

身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常驻北京，对中国金融系统和全球宏观经济有深入研究，著有多本著作如《华尔街与大萧条》《Avoiding the Fall: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等。
观点立场：提出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过剩储蓄”向少数几个“资金吸收国”倾泻的问题，并非如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言“资本自由流动就能带来全球最优配置”。恰恰相反，他认为那些“吸收全球储蓄”的国家往往被迫在债务、产业空洞化和消费泡沫之间三选一或多选。Pettis 强调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性逆差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国家用结构性政策（控制汇率、抑制劳动力收入、补贴企业等）来推动顺差。
三、概念与理论背景：美元储备货币的多重含义
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cy）是什么

一般而言，储备货币指各国央行或金融机构倾向持有的主要资产，以“储备”形式存在。美元被广泛用于国际交易（经常项目）与各国央行储备（金融项目），还常在贸易结算、跨境贷款和债券发行中占主导地位。
Pettis 强调，“储备货币”意义不仅在支付结算便利，更在于“世界对美国经济及其信誉的信任”，导致大量外国资金选择以美元和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的形式来存储过剩储蓄。
所谓“过度特权”与“美债大消费”

经典观点：由于各国都想持有美元，美方可以“印钞”或发行国债来交换他国商品或资源，不需承担通常的货币贬值或利率飙升后果，这就是“exorbitant privilege”。
Pettis 及 Cass 都质疑：这种“特权”也意味着美国本土制造业萎缩、居民储蓄率偏低、政府和个人债务不断扩张，这类潜在风险长期累积。
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

访谈花大篇幅讨论，经常项目赤字（贸易逆差）对应资本项目顺差（外资流入）是恒等式；这意味着美国“天生”要吸收他国过剩资本，使美国必须以低储蓄 + 高消费方式来匹配。
Pettis 多次以“德国-西班牙”举例，说明顺差国（德国）通过抑制工资、保持本国产业竞争力，将产品输出，获取海外债权，迫使逆差国（西班牙）只能以更高债务或更高失业率来“消化”进口。如果对照美国与中国/德国/日韩等，看似美国“爱消费”，实际是“被迫”接受他国的策略而形成资本输入。
四、美国为何扮演“吸收过剩储蓄”的角色
（一）资本流动自由与法律体系
Pettis 指出，一般国家若要投资外部资产，既希望这些资产安全、流动性高，也希望对方市场对外国资本开放。美国恰好具备：

资本账户高度开放：相比很多国家（尤其是历史上存在较强管制的中国、印度），美国基本不限制外资购买国债、股票等。
强大的金融机构与市场深度：华尔街及美国金融市场规模巨大、流动性充裕。
稳定的法律与政治环境：相比其他发展中市场，美国违约风险低、财产权保护强。
这些因素导致各国，尤其是德国、日本、中国等顺差国，更偏好将过剩储蓄投入美国，而不是某些高风险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推升美国金融市场对外资产吸引力。

（二）美元地位与“无奈的负担”
主持人 Cass 问道：美国很多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是好事，因为美国能获得低成本资金。但 Pettis 反驳：美国并不真正缺少资本投入生产，因其大规模闲置产能或高科技投资所需并未因“储蓄不足”而受阻；反而，资本过量流入使美国不得不用债务扩张来吸收，否则要么引发失业潮、要么致使公共财政支出急剧膨胀。

五、访谈中的核心论断
美国并非“自然消费过度”，而是被动承担他国顺差
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归于美国人储蓄太少、热衷消费、缺乏竞争力。Pettis 强调，这是现行全球贸易机制加上各国政策扭曲的结果，“美国因对外开放 + 法制健全 + 信贷体系发达，自动成为世界储蓄倾倒地”。

举例：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后，迅速演化为全球性赤字国；在 19 世纪美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外资建设铁路公路等——那时外资有利于美国工业化。但当下美国已是成熟经济体，额外的外国资金并未显著提升投资水平，反而带来多余信用与债务。
顺差国如何造成全球不平衡
中国与德国等国通过抑制劳动者收入、控制汇率、提供各类制造业补贴和低成本信贷，使其国内需求不足、消费不振，最终以巨额对外顺差的形式实现对国外产能与需求的依赖。换言之，顺差国在本国蓄积“过剩产能”并把产品卖给逆差国，同时获取逆差国的金融资产（主要是国债或房贷证券等）。

“压制本国消费、鼓励出口”在经济学史上常称为“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策略。短期看可助力本国制造业与就业，但长期易积聚国际矛盾，也导致全球范围内更多债务（用于拉动需求）。
储备货币的金融制裁权力是“双刃剑”
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看似展示“美元结算体系”强大威慑，但也促使俄、中、伊朗等经济体更积极寻求去美元化途径。另外，Pettis 提醒，“美元优势”若建立在美国经济基本面削弱、产业空心化与巨债之上，终将动摇自身金融霸权根基。

对美国普通民众与企业影响
访谈一再点出，那些享受“美元特权”好处的往往是大金融机构、拥有国际流动资本或专事金融投资的群体以及负责美国外交或国家安全的部门，但对普通劳动者、对想在美拓展生产制造业的企业，这种全球赤字地位意味着汇率高企、不易出口、国内需求增长靠债务，而缺乏实质性收入提升。由此加剧美国收入不平等，推高公共债务。

六、可能的政策应对：三大方案
根据 Pettis 在访谈中的意见，若美国真的要抑制经常项目逆差并改变“美元被动吸收外国过剩储蓄”的现状，主要有三种路径：

提高进口关税

通过对进口产品大规模征税，让逆差直接减少，促进本土制造业复苏。但此举短期可能波及美国消费价格，也伤及对美国毫无恶意的贸易伙伴，可能被视为赤裸裸的贸易保护。并且若征税过高易引发国际报复，故此方案虽简单，却往往难以精细化地仅针对“恶性顺差国”。
资本管制

回到 1980 年代之前的做法，对外国资金进入美国加以税收或数量限制。若限制或征税较重，可减少外国对美投资的意愿，使经常项目逆差无法通过资本流入配平，从而被迫下降。
优点：针对性可比较强，无需针对进口商品“一刀切”课税；缺点：大幅改动当前金融秩序，可能冲击美元流动性和华尔街利益，政治阻力大。
重新制定国际经贸协定

Pettis 认为这是最理想的长期方案：让逆差国联合起来，与顺差国谈判，避免顺差国通过压制本国需求来获取竞争力，改为“减少顺差与逆差双向失衡”的结构性协定。
例如回到凯恩斯在 1944 年提出的设想：当一个国家经常性地出现巨大顺差或巨大逆差，应付出对等代价或进行国内结构性改革，强迫其纠正失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比较优势驱动下的自由贸易”，而非“补贴 + 外向型倾销”的病态全球化。
七、访谈后半段的争议焦点
短期 vs. 长期的转变成本

如 Cass 所说，若一夜之间切断贸易逆差或资本输入，可能导致美国消费受到重挫、通胀短时飙升、产业无法立刻接棒等“休克式”后果。但 Pettis 强调应在 5-10 年内逐步推动转型，例如通过产业政策、增加本土制造竞争力或引导投资于公共基建，而非单纯的一刀切关税。
投资不足之谜

有人论证外国资本流入有助于美国企业投资；Pettis 反驳，这只在美国仍是“资本稀缺经济体”时才成立，但今时今日，美国大企业纷纷回购股票而非扩大产能，正说明美国并非缺少资金，而是缺少针对国内需求的有效产能扩张动机。多余资金只转化为家庭或公共部门债务，而无助于实体制造业增长。
外交政策考量

一些人认为，美元地位能赋予美国对不友好国家的强势制裁手段，减少军事干预需求。但 Pettis 认为，“美元强权”的基础在美国经济实力与金融信誉。若国内产业空洞化与债务失控继续下去，即使保有名义上的制裁权威，也可能在未来破坏整个系统的信誉。
谁真正受益？

Pettis 明确提出，拥有大规模流动金融资本或从事国际投行业务的人群可在当前美元体系中获益，而工厂工人、小企业主、农民往往在全球竞争下遭受冲击。由此引发“美国国家利益”究竟倾向保护哪一阶层。
八、与会者总结与面向读者的延伸
在访谈收尾时，Orin Cass 总结了若干要点：

关注美国经济中的高消费与低储蓄的结构性根源：当我们看到居民部门债务高企和财政赤字难以遏制时，不能只说“美国人懒得储蓄”，还要看全球资本为何涌入，进而压低美国储蓄需求。

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呼声：在政治光谱两端（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均出现对 WTO 现行体制、与顺差大国关系、对华贸易模式等提出调整乃至批评的声音。如何以务实方式实施关税、资本管制或新的贸易协定，是后续重要议题。

阅读与收听资源：

Pettis 在《Foreign Affairs》发表的相关文章 “The High Price of Dollar Dominance”，深入探讨美元扮演全球储备货币的具体代价。
在 American Compass 网站上 Pettis 也有名为《Bad Trade》的文章，从历史案例、经济逻辑深入剖析逆差国如何被动吸收他国补贴式顺差。
Cass 还提到美国参议员Josh Hawley 和 Tammy Baldwin 各自提出过一些针对外资或贸易逆差的征税方案，以及对美金融市场设置“市场准入费”（market access charge）的想法，值得深入对比与研究。
九、对现实政策与未来研究的启示
政策辩论需要精确区分短长期效应：关税或资本管制等措施短期伤害消费与供应链，但若缺乏此类措施，美国会持续在失业、贫富分化、产业外流或债务急升之间痛苦徘徊；如何有节奏地实施、给予产业配套支持，是政治层面的重要挑战。

重新定义“自由贸易”的真义：访谈在多处点到凯恩斯 1944 年的方案，说明“自由贸易”不应成为顺差国肆意扩张制造、向逆差国输出失业或债务的借口。真正健康的全球化，需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与多边合作机制，使国家间经济关系在可持续平衡中发展。

美国国内博弈：华尔街vs.中产：若要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势必会触及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与部分跨国企业既得利益。此外，外交和国安部门关注制裁能力与美元金融霸权；而普通民众与地方制造业则关心就业与产业链。由此可见，改革难度远不止经济技术层面，也是在美国内部政治中角力。

国际政治与地缘角度：访谈暗示，若美国不主动改革，继续靠信用卡消费（发债）吸收他国顺差，其全球领导力恐最终受损；而那些顺差大国也因本国需求不足与收入分配扭曲，面临疲弱的经济结构。故长远看，无论美国还是顺差国，都需要更均衡的全球经济秩序。

十、结语
总的来说，这次访谈有如下核心意义：

观点交锋：虽然 Orin Cass 身处质问姿态，但和 Pettis 在宏观逻辑上高度契合，都认为现行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元扮演的“终极接盘角色”并非真正优势，而是对美国大部分行业与人民都不利。
深化理解：区分传统经济学“资本流入带来投资”假说与当代现实：当一个成熟经济体并不缺投资机会时，外国储蓄涌入只会压低国内储蓄、推高债务与消费。
政策引导：关税、资本管制或新的多边规则，都可能成为美国从“全球储蓄吸收器”转型的可选工具，但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上落地，仍需各界研讨。
若从更广视角看，这场对话也呼应近年美国公众对“全球化共识”的破裂、对“本土制造回流”的呼声；同时，顺差大国（包括中国和德国）内部也在反思长期抑制劳动者收入、依赖出口换资产的模式是否可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访谈不仅是美国经济学界的思辨，也预示各主要经济体下一步的相互博弈与新秩序塑造。

附：推荐阅读/收听资源
Michael Pettis 相关著作：

《Avoiding the Fall: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在 Foreign Affairs 上的文章 “The High Price of Dollar Dominance”
在 American Compass 的文章《Bad Trade》
American Compass 对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其他讨论：

Cass 主持的播客 “Bad Trade” 系列，讨论 Hawley 和 Baldwin 等议员提出的针对外资与顺差国机制改革的可能性
Chris Griswold（American Compass 政策总监）的播客，讲述 “市场准入费”（market access charge）如何构想
Orin Cass 在多个平台的关于“中产重建”“制造业回流”与“务实保守主义经济观”的文章
通过本文如此详细的分析，希望能让读者更透彻地理解此次播客对话的来龙去脉、双方核心论据以及潜在政策路径。无论站在哪个政治或经济学派立场，都可以从这一系列问题中看出，美国在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下所面临的进退两难：享有随时获得廉价资本、可施加金融制裁的“特权”，却也付出产业结构衰退、国内债务累加以及高消费低储蓄等长期代价。这正是当前世界秩序和美国内政博弈的重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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