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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 三叔
- 時間: 2018-1-18 03:03zt
10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永久的墓碑（代前言）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中國
共產黨承襲了這個制度以後，盡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
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致，
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
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
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
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
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一種類似帝王的
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
“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
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後一位
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
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1950 年，
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
席萬歲！”這一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1955 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 1956 年國民經濟全
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征購，1956 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
僅憑在第一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一點丟了官。
1958 年毛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1958 年底到 1959
年初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
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 1958 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饑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
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
教合一”，“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這裡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一切不同意見都
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裡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
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
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
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
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拼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
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制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
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
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
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裡看到，遠隔千裡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麼相似，這正是
政治一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裡，每一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
他們既想當上更高一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
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斗爭越激烈。斗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
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斗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
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的錯誤一級
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一層一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
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
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權力；極權制度下，老百姓連沉默的權力也被剝奪。一次一次
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一個人“表態”，要求人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
一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
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一點領地。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
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制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落。大躍進
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制度的“政
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制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推行這種
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
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
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
城市需要。這個制度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
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征購的方式強制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
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
才征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
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劉少奇這裡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余
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一。 -
摘自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永久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