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上的性生活早已失去了趣味性？

楼主 / 小飞

　　很难说这是一次蓄谋还是即兴之作。一对青年男女在人潮涌动的三里屯优衣库逗留，我每次去都发现试衣间门口排着起码十个人的队，这对疑似情侣则出人意料地挤进去，在里面大肆搞了点更出离常规的动作，一场完全依靠站姿完成的性行为。

　　

　　随后视频在工作日的深夜席卷了互联网上每一台电脑，人们的疲惫一扫而光，纷纷或惊讶或拍案或好笑，大致上来说，是一个愉快的夜晚，一场不同寻常的在公共空间内进行的性生活，特别是背景音里熟悉的广播声：欢迎来到三里屯优衣库。让所有人都很兴奋，原来还可以这么搞。

　　群众的兴奋似乎意味着一件事，我们对常规的性行为，那些温软的床铺，私密的空间，有点舒适疲劳了。虽然从整个人类史来看，人们在床上的快活时间，还是一个很小的比重，从隐私角度看，真正得到属于两个人的空间，其实也没多久。

　　舒适的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趣味生活简史》里，擅长搞笑的作者比尔・布莱森兴致勃勃地回顾道：直到进入17世纪后的很长时间里，床，一直是指垫子以及里面的填料。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中世纪前人类生活并不需要床。根据布莱森的解释，睡觉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随意的行为，“你铺开一块布垫子，或者堆放一堆稻草，找一个大氅或弄一条毯子，怎么舒适就怎么办”。

　　显然，你要是今晚抱着被子在木地板上凑合一宿，就会发现，席地而卧很可能腰酸背痛，更何况当时的卫生条件令人作呕，地上什么垃圾都有，当时流行在泥地上铺一层草茎，“唾沫啦，呕吐物啦，尿啦，洒掉的啤酒啦，残羹剩饭啦，以及其他说不出口的脏东西”。布莱森强调，在最好的家庭里生活也谈不上很舒适。

　　这当然跟影视作品里区别很大，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戏，你看到贵妇们每到夜晚整个人几乎陷在一堆柔软的锦缎中，床跟现在家具城里的欧洲古典风没什么两样，贵妇们的胸部高高耸起，屁股后面追着一打浪漫骑士，好像她马上就要跟其中一位进行枕头大战。不，不，穿越回去一点都不划算。绝大多数人都睡在地上。

　　而且要是不小心投胎到普通民众，在地上睡觉没准要延续到20世纪。南美诗人聂鲁达满怀深情地在回忆录里写过一段麦堆里的爱情。他去打谷场，被安排直接睡在麦秸上，“柔软的金黄色麦秸堆可以让一整村的人都钻进去”。半夜他忽然醒来，发现一个东西正在接近他。“一个陌生人的身体在麦秸下移动，向我靠拢。”直到他分辨出那是个女人，恐惧才变成强烈的乐趣。“我们干了一切可以干的事，只是干得极端小心。”他极度不安女人在他身边睡着了，天却马上要亮了。

　　第二天他发现昨晚的女人，原来是打谷场的女主人。这事起码说明两点，第一，一群人一起睡觉很正常，第二，在很多地方，女人没有自己固定的床铺，依然像《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磨坊主的妻子一样，因为有意或无意地睡错地方，导致很多风流韵事。

　　即便床逐渐成为了人类生活的标配，也不表示床一定代表着温柔乡。

　　自从人类躺到床上去后，他们就一直在跟床上的各类小动物交战，床上既有无数的臭虫悉悉索索，床下还有欢快跑来跑去的大小老鼠，想睡个安慰觉并没有那么容易，想搞一场性活动也没有那么舒畅。

　　所以不如走到室外去，走到敞亮的天地间去，起码那里虫子少点。

　　1865年席梦思床垫发明，但在早期，布莱森语，睡在上面的人面临被自己的床铺刺破身体的确实危险。平躺睡觉都有这样的风险，想象一下，在早期席梦思床垫上翻滚是什么样的体验，几乎是冒着性命危险。

　　等到人类终于确实消灭了各类臭虫蚊子，又用上靠谱的席梦思床垫，这对发达国家的人都不会是超过一百年的体验。

　　你可能会说，那是蛮夷之地，我们中华文明古国，哪里会这么差劲？

　　可仔细想想，孔子就是野合出生的。儒家各掌门其实对孔子的出身都十分看不起，《礼记》里着重强调，夫妻间的性行为和一切肌肤接触，只能在婚床上完成。起码证明了一点，《诗经》时代的野合实在太过普遍，以至于需要官方来下死规定，只有床上能搞。

　　《礼记》说的婚床，真的就是正经的床吗？据说楚国出土过一张离地仅仅19公分的最早时期的床，但这样的床很可能只是为了彰显主人的地位造出的一块高地。

　　各种资料显示床是唐代之后才逐渐兴盛的，大部分春宫图里，少有正式发生在床上的旖旎风光，很多图都是在地上铺了张毯子，或者花园里的石凳上，要不就跟孔子父母学习，小山坡上依势一躺或者靠在树上借力而行。除孟子这样的正经人外，许多古人对露天野合十分推崇，一会能得天地之气，一会还能惠泽土地。王小波写《黄金时代》，王二不仅带陈清扬去野合，还觉得自己的精子让玉米地肥沃不少。

　　床出现的时期比欧洲稍早一些，但在舒适度上没什么提升。跟欧洲一样，床真的很贵，在欧洲，床是大部分屋主最宝贵的财产，一张体面的带顶篷的床，相当于普通小学教师的一半年薪。《金瓶梅》里媒婆向西门庆说起孟玉楼的身价，开口就是：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

　　插个题外话，好几年前我在三里屯鬼使神差进了家家具店，刚摸了一记软绵绵的床铺，服务员笑眯眯说：这张床我们卖得最好，只要32万，很划算。听完报价我惊呆在半空，大概能了解潘金莲当时为什么一定要一张60两银子（相当于购买12个丫鬟）的螺钿敞厅床，这的确是身份的象征。

　　这种床舒服吗？《金瓶梅》和《红楼梦》里，锦褥的出现率很高，有钱人的生活可简单归纳为锦衣玉食，反正里面既不会掉出蟑螂，也不会爬出臭虫。直到民国后张爱玲开始下笔描写红袍后的虱子，郁达夫苦恼于床铺里的蟑螂，我们大概知道，那些床总归不会很舒服，古人粉饰生活能力一流，真正的生活总归千疮百孔。

　　性生活公开化是试衣间男女脑子进了水吗？

　　男人拍下视频，不久流传于众，这被现代人视为最羞耻的一幕，天哪，怎么这么不要脸？

　　这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我们早就把性行为视为最隐秘的事情之一，甚至连情爱也是。民国时吴宓追求毛彦文，登报发表诗作“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金岳霖去劝吴，这种私事不该在报上发表，就像我们天天上厕所，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作为逻辑学家，回应：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该宣传。

　　试衣间视频被流传，比起吴宓的诗，犹如大解对小解。可公众眼皮底下的性爱，其实并没有被封闭起来多久。

　　起码在床还没发明时，及床被发明后很长时间，中外人士的性生活公开化程度都相当严重。

　　换句话说，古人对做爱被围观这件事，其实真的不太在意。

　　《趣味生活简史》里提到18世纪因为缺乏照明，街道黑得人们只能摸索着前进。于是有人兴致盎然记录下了自己在威敏斯特桥上和妓女交媾的一幕。再往前一点，当17世纪左右，主人和仆人还一起住在大房子里时，仆人总是睡在主人的脚边，目睹着他们在黑暗中的一举一动。

　　我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在欧洲历史中，睡觉和性爱总有一种肮脏的感觉，到了中国明清，它忽然豁然开朗起来。江晓原曾在他写的《云雨----中国人的性张力》里，提过古人性生活的公开化。

　　比如，著名的《某氏家训》里，但凡男主人新纳了妾，第一次同房，须让正房妻子在旁观看，以示女人都没什么两样，你千万不要妒忌她到底有多特别。

　　丫鬟则是一个性工具般的存在，《金瓶梅》里频频出现三人行，潘金莲和西门庆晚上需要活动，丫鬟春梅负责掌灯，这好像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明清风俗小说里，主人房里的丫鬟，总是需要在主人性生活时，要么在旁边帮助完成高难度性爱动作，要么帮忙掌灯递个毛巾把儿之类。丫鬟的数量可能是一，也可能更多。

　　人不介意，建筑也相当宽阔无遮挡，春宫画里但凡在做运动的男女，总是位于半开放的室内环境中，没有门，也不上锁，屏风后笑吟吟地站着几个人，指指点点。要么有人挑起帘子进来，没有一点点防备，就这样被人看光。

　　隐私是什么？传统人士表示不懂，繁殖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中国女人抱怨说，她们的婆婆会忽然跑到卧室里来翻东翻西，不就是男女这点事儿吗？我老太婆什么没见过？

　　综上，我们花了差不多五千年的时间，一步步进化到把卧室里的床变成最舒适宜人的性爱场所。我们更费了无数力气，才确保了现代人的隐私概念。

　　结果有这么一对男女，既不需要温暖的床，也不需要绝对的隐私，却走进了所有围观者的眼睛，哇，这样很酷，明天我也想带女朋友去专卖店试衣间。

　　人类还没享受上多久绝对舒适和隐私的性，隐秘空间的床已经成了最乏味的地方。

　　这可真是始料未及。

　　《精子战争》中作者这么描绘一对现代夫妻在床上的例行性交，男方从想尽快开始到抽动的过程中，都感到很无聊，女方则从头到尾都感到不舒适。但即便如此，这样的例行性交仍然是每周六不会改变的计划。我们终于奋斗到了最稳妥最适宜性生活的场所，此时的性生活却已经变成没有多少愉悦的例行性交。它既比不上聂鲁达麦堆里的爱情，显然也无法拥有春梅掌灯下的激情。

　　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互联网对优衣库视频展开了一场席卷式的传播，对已经得到舒适生活的现代人来说，他们宁愿回到简陋的试衣间里，去寻找一场不会太舒服但绝对很激情的性爱。

　　床上的性生活因为太合理而失去了趣味性，人们只好千方百计在不舒适里开发激情。

　　你在彼处失去的激情，此处终于在简陋的试衣间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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