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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 manydog
- 時間: 2015-7-23 16:20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以下簡稱《墓碑》）在中國影響巨大，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在這本1100頁的巨著中用“官方數據”計算出“困難時期”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讀完《墓碑》我驚訝地發現，楊先生從頭到尾沒有用“官方數據”“計算”出3600萬。他用了五個違反統計學和人口學規則的計算方法才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的結論。他的3600萬是通過在王維志同志的研究上加碼實現的。愛“求甚解”而不“好讀書”的流行文風讓人驚歎！
問題在於，做過公安幹警的王維志同志的算法更不靠譜！
王同志懷疑當年的同事們“造假”，於是把1961年的年末人口“減掉”1500萬，再把1959年—1961年三年的自然增長人口“減掉”1361萬。然後代入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的算式中，計算出這三年“非正常死亡”3378萬。
且不說王同志自創一組人口數據的問題，關鍵在於這位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人口統計專業的畢業生、社科院人口所的專家用的是個“不等式”！
按照《中國統計年鑒》“主要統計指標解釋”：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但是代入《中國統計年鑒》給出的人口數：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用“年末人口-年末人口”計算，1960年比1959年少了1000萬，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計算只少了305萬。同樣算法1961年沒有比上年減少348萬而是增加了250萬。關鍵是，1955年—1980年這兩組數據年年相差幾百萬。也就是說，如果實際運算，只能把這個算式看作不等式。
如果堅持認為是等式，就會計算出這樣的結果：1964年死亡人口=2733萬（當年出生）-1327萬（比上年增長）=1406萬。減去700萬正常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706萬。按等式計算，1962年—1964年的三年能算出約1500萬“非正常死亡”來！
先不說為什麼人口統計數據會產生這麼大的矛盾，起碼在搞清楚以前不能把這個實際的不等式當作等式來用。但是這個不等式不僅王維志同志用了，其他幾個專家包括外國專家也用了。
起碼有三個學者另行設計了計算“非正常死亡”的新算式。讓我目瞪口呆的是，這些算式看起來眼花繚亂，但把算式一推演，發現他們算的根本不是什麼“非正常死亡”而是別的東西，甚至說不清楚是什麼東西。也就是看了他們的研究，才對自己沒學過高等數學就膽敢研究這個問題有些釋然。
開始我還是盡量用學術文風分析評論這些研究。當注意到他們竟然沒有一個不是靠違反人口學、統計學基本規則，不是靠沒有統計意義的人口數據或者編造、挑選人口數據得出結論時，慢慢感覺自己在幹一件 “臓活”，文字也不知不覺退化為網絡語言。如果讀者對第一編調侃的文風不喜歡，在這裡先道歉了。
恰好2011年初再次動筆時，在網上看到徐州師范大學孫經先教授一篇文章，覺得孫老師的分析邏輯周延、事實清楚，就設法與他聯系。後來在鄭州、北京、濟南、徐州見了幾次面。通過討論，對研究1959年—1961年中國人口死亡情況有了信心。
人口統計是一個盡量反映人口實際情況的活動。這項工作既牽涉到統計的方法的科學性、手段的完備性，還牽涉到遷移漏報、出生漏報和死亡漏報的影響，嚴格來講只能逼近實際而不會等於實際。死亡問題研究是依據人口學和統計原理，對戶籍登記、人口普查得到的各種人口數據（包括國外同類國家的人口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以歷史原貌為基礎消除各口徑數據之間的矛盾，找到一組最逼近實際的數據。
不少研究者對饑荒期間的死亡情況進行了廣泛、大量的調查，訪問了當事人，寫出了很多感人的情節。我對這些專家的努力表示欽佩，並同意他們認為這一時期發生過大量饑餓至死事件的判斷。但我也清楚，經過挑選的個別加起來不等於整體。我在信陽、駐馬店、南陽、安陽等地進行了調查，目的是兩個：一是確認一些地方確實發生過死於饑餓的狀況；更重要的是通過公安局和民政局工作人員，尤其是當年從事戶籍工作的老幹部了解當時戶籍管理規定和實際管理情況。這裡，我對信陽市黨史辦、統計局，光山縣黨史辦，新縣公安局和遂平縣民政局幫助過我的同志表示感謝。
研究人口問題首先要了解戶籍管理辦法，了解人口數據是怎樣統計出來的。
1982年前，《中國統計年鑒》的人口數據是公安部門通過戶籍登記得到的。基層戶籍管理部門對居民的出生、死亡、遷入、遷出進行登記並以此增加或減少戶籍人口。數字逐級匯總形成全國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戶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根據實際登記的出生人口數、死亡人口數和年末人口數推算出來的。1953年、1964年和1982年進行過三次人口普查。這三次人口普查除了上述口徑外，還增加了普查當年各年齡段的人口數。一般認為，人口普查的數據更接近實際人口情況。這樣，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可以對戶籍登記得到的人口數進行修正。
依據以上方法和數據，在孫經先教授研究的基礎上，我最終推算出的數字是：
1960年—1961年並沒有1348萬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萬的人口增長。
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萬～400萬之間。
這裡，所謂“非正常死亡”是“按照1959年—1961年前後年份死亡人口為標准，這三年死亡人口多出了350萬～400萬”的意思，也被稱為“超量死亡”或“超線性死亡”。至於這數百萬人的死亡原因是什麼，並不能依靠上述研究作出判斷。如果根據這期間農作物大幅減產、記載和回憶出現了大面積饑荒和因饑餓死亡而判斷這些人的死亡與饑餓有關，我認為判斷是客觀的。
在調查中很多人回憶說有非常多的老年人扛不住饑餓而死亡。通過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中各年齡段人口數可以證實這種說法。
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64年40歲～64歲各年齡段人口數比1953年增加20個左右的百分點，但65歲以上人口卻比1953年減少了1個百分點。同時，東北、山陝、東南一些受災較輕的省份65歲以上人口有十幾個百分點的增長，而豫、皖、魯、川、甘等饑荒嚴重的省份65歲以上人口減少了一二十個百分點。這就可以證實饑荒嚴重的地區60歲（當時60歲）以上的老人超量死亡比較多。把災害較輕省份的增長率作為65歲以上人口“正常增長率”，那麼全國65歲以上人口比“正常”減少了300萬左右。表明350萬～400萬超量死亡人口中75%~85%是因為60歲以上老人的“過早死亡”。
一個哥們兒在知道我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時嘲笑說：“你就算研究出沒死3000萬而是死了2700萬，有意義嗎？”當然數字不是2700萬，但超量死亡三四百萬也是執政者交代不清的事。
在大家忙著減肥的時候讓人認識“因饑餓死亡”是件困難的事。
可是，歷史既然是歷史，就要回到歷史的環境中，站在世界的角度進行認識。
50年代全球人均糧食產量250公斤左右。90年代初，全球人均產糧突破360公斤，中國提前十年實現了這個指標。人均產糧360公斤時中國人感覺吃飽了。現在議論五六十年代尤其是饑荒時期中國人肚子的事，就必須注意在當時的人均產糧情況下，肚子會有什麼感覺和感覺造成的結果：
1949年中國人均產糧209公斤，新中國成立前收成較差年份也是這個水平；而印度80年代人均產糧徘徊在200公斤～220公斤上下。
中國饑荒史研究表明較大饑荒死亡人口在千萬以上；艾奇遜回憶說民國時期每年有300萬～700萬人死於饑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在《饑餓與公共行為》一書裡提供了這樣的數據：“印度每年會有400萬人因營養不良和相關問題而過早地死亡。”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學者的調查顯示當時中國人預期壽命為35歲，“人過七十古來稀”。印度這時期也是這個水平。80年代印度人預期壽命比中國少10歲。1980年，印度人口死亡率為12.6‰，中國是印度的一半。
以上數據表明，人均產糧在200公斤上下的時候，無論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國還是80年代的印度都會有數百萬人“因營養不良和相關問題而過早地死亡”，尤其是老人。
1960年—1961年中國人均產糧212公斤。
當然，即使人均產糧超過360公斤，也難以避免因饑餓而死亡。登陸聯合國糧食計劃署中國網站就會看到：
2007年，全世界每6秒鍾就有一個兒童死於營養不良，每天有25000人因饑餓喪生。一年有1000萬！
列舉以上數字並不是為當時的政府開脫，本書第三編詳細介紹了我為什麼贊同“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給出這樣的背景是讓忙著減肥的人讀這本書時找到點感覺。當然，也希望能把那支槍的槍膛裡的火藥摳掉一點兒。
本書第一、二編涉及大量算式和數字，很多人讀起來會覺得既吃力又乏味。但沒有辦法，因為離開這些內容就寫不成這本書。
本書第二編主要是引述孫經先教授的研究。另外，杜倫大學的王星博士在統計學方面給我以很大幫助，魏亞洲和吳維平老弟對定稿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見並對文字進行了校訂，這裡一並表示感謝。
楊松林
2013年3月15日於三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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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15-7-24 09:27
ZT 我為什麼要寫“關於餓死三千萬”真相一書？楊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