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一精神病人“一路綠燈”地被判刑入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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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陽一精神病人“一路綠燈”地被判刑入獄(圖)

　　京港台時間：2011/9/17 消息來源：倍可親網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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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陽一精神病人“一路綠燈”地被判刑入獄(圖)[導讀]雖然旁人說呂天喜癡呆，但它卻順利通過偵查、起訴、審判三個環節，一路綠燈地進了監獄。

　　旁觀者說他癡呆，辦案人說沒看出來。

　　“法律程序不能停”

　　按照洛陽政法界一位人士的說法，當時連抓獲呂天喜的群眾也發現此人不正常，並建議警方不要抓。但是，事實是呂天喜不僅被抓，還順利通過偵查、起訴、審判三個環節，在警察、檢察官、法官的眼皮底下，一路綠燈地進了監獄。

　　

　　2011年8月30日，河南洛陽嵩縣，呂天喜展示釋放證明書。（CFP/圖）

　　“壓力很大，”2011年9月13日，洛陽市車站派出所民警郝建營在電話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一切看鑒定結果。”郝建營是呂天喜案的兩名辦案民警之一，他沒有料到，自己三年前辦的一起尋常的搶劫案，將可能讓自己丟掉飯碗。

　　率先受到處理的是辦案法官李洛偉。洛陽市西工區法院副院長劉春曉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李已經被停職檢查，進一步處理將視呂天喜的精神病鑒定結果而定。

　　按照郝建營的解釋，他是“正常辦案”，呂天喜確實搶了五十多塊錢，證據很扎實，不存在什麼“替人頂包”。至於他是不是“二蛋”（當地方言，意指癡呆人員），郝當時沒看出來，所以也沒有將他送去做精神病鑒定。他說，自己在以前辦案時也從沒將嫌犯送去做精神病鑒定。

　　郝建營承認，呂天喜當時穿得很臓，頭發、胡子很長（郝因此將他的年齡多寫了二十歲），說話口齒不清，甚至說不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郝將“天喜”聽成了“田星”，便以為這是其姓名，寫在了案卷中）。但是，刑事訴訟法從沒說，這樣的人就非得送去做精神病鑒定。“抓一個就做一下（精神病鑒定），那是不可能的。”

　　由於無法聯系上家屬，呂天喜本人又拒絕找律師，而“法律程序不能停”，所以郝建營只能按照“正常程序”將案子移交給檢察院。

　　對於此種解釋，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教授陳立成認為“無懈可擊”。陳立成相信，當事檢察官和法官很可能也采取同樣的解釋。“這是將責任化解到最小的最佳方案，”陳立成說，“按照這種解釋，辦案人員的惟一教訓是精神病學知識欠缺。”

　　問題在於，出現在電視鏡頭中的呂天喜是一個連普通百姓也能看出來的“二蛋”。按照洛陽政法界一位人士的說法，當時連抓獲呂天喜的群眾也發現此人不正常，並建議警方不要抓。但是，事實是呂天喜不僅被抓，還順利通過偵查、起訴、審判三個環節，在警察、檢察官、法官的眼皮底下，一路綠燈地進了監獄。

　　“如果真是水平問題，只能說明公檢法人員對精神病的認識水平還不如老百姓。”精神科醫生出身的律師陳志華說。

　　當地政法界一位人士如此分析呂天喜“被監獄”的真正邏輯：一是政法機關為完成上級“績效考核”，將呂天喜逮捕起訴可以加分充指標；二是公安機關沒有專門的精神病鑒定經費，按慣例這筆錢由家屬出，由於無法聯系到呂天喜家屬，公安機關又不想掏錢，於是只能讓其走“正常法律程序”。

　　郝建營對南方周末記者否認當時辦案有“指標”壓力，但同時表示有些事情“只能意會不可言傳”。

　　事實上，如果不是監獄為執行釋放手續，在呂天喜入獄三年後查到了其真實住址，並通知到家屬辦理釋放手續，那麼呂天喜將很可能在出獄之後繼續流浪，此案也或將永遠石沉大海。

　　呂天喜的舅舅程建忠對南方周末記者承認，在接到通知前，對於失蹤的那個只會吃飯、不能幹活且惹是生非的外甥，家人已經放棄尋找。

　　監獄裡的精神病人

　　對於呂天喜這樣的犯人，監獄除了面臨“看不住”的風險之外，還有“放不掉”的壓力。

　　一位司法精神病鑒定專家感到憂慮的是，精神病人被送進監獄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有一家監獄，2005年我問的時候是三十多個（精神病人），2007年再問的時候就成了七十多個。”

　　關押呂天喜的是河南三門峽監獄。據程建忠介紹，監獄通知他去接人的一位金姓獄警其實早盼著呂天喜出獄，“他跟我說，天喜在裡面不僅不幹活，監獄還得安排一個犯人照顧他。”不過，程建忠不明白，既然監獄能聯系到家屬，為何沒有早通知，卻在呂天喜刑期將滿的時候才說。

　　對監獄接收呂天喜的做法，陳立成予以理解。陳立成認為，對於呂天喜這樣的犯人，監獄其實不願收。因為一旦出問題就要承擔責任。

　　“但是監獄沒有辦法。”陳立成說。他打了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把罪犯看作垃圾，公安部門是掃垃圾的，檢察院和法院是運垃圾的，監獄則是垃圾箱，“前面幾家都可以挑挑揀揀，監獄只能無條件接收。”

　　陳立成認為，對於呂天喜這樣的犯人，監獄除了面臨“看不住”的風險之外，還有“放不掉”的壓力。據陳立成介紹，在某監獄，一位精神病人刑滿之後，其家人不來接，病人也拒絕出獄，結果監獄只好在大牆之內監區之外專門找了個地方將其安置。“監獄變成了收容所。”陳立成說。

　　據了解，在三門峽監獄，呂天喜的生活顯然要比在外流浪要好，以至於其本人也一度不願出獄。出獄後沒幾天，他又四處流浪。媒體報道之後，法院擔心再有閃失擔不起責任，和家人一起馬不停蹄地尋了兩天，才終於又將其找到，立即送到位於新鄉的河南省精神病院去做鑒定。

　　有洛陽政法界人士指出，對於監獄而言，問題在於在發現呂天喜是“二蛋”後，是否向作為審判監督機關的檢察院反映，如果反映了就沒有責任，如果沒反映就有責任。

　　有消息稱，監獄查到呂天喜的真實住址，源於一次偶然：一個在監獄承包工程的人（另一種說法是監獄犯人）跟呂天喜是老鄉，看到呂天喜坐牢後便向獄方反映。

　　程建忠說，他去監獄接呂天喜時，注意到其檔案中寫有“癡呆”二字。“這說明監獄也早發現他不正常。”程說。據他介紹，呂天喜天生如此，當地方圓幾裡無人不知。他的精神狀況被認為跟遺傳有關。村裡年長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大概在五十年前，呂天喜父親呂斗娃曾經“瘋”過兩年，當時情況比呂天喜還嚴重，“衣服都不穿”。後來呂斗娃不知怎麼又好了，卻只能聚一個聾啞女人為妻，後者在生下呂天喜不久即又失明，從此臥床數十年至今。這對赤貧的夫妻絕不會想到，因為一次離奇的入獄，他們的“二蛋”兒子正關乎一連串司法人員的命運，同時使外界再度關注飽受爭議的司法精神病鑒定體制。

　　事實上，精神病人被送進監獄，呂天喜案並非孤例。與監獄聯系密切的陳立成認為，中國監獄裡的精神病人比例約占五分之一，比正常人群高出百倍。據他透露，為了應對監獄中的大量精神病人，司法部一位領導曾提出每所醫院配一名精神科醫生，但鑒於經費和醫生緊缺等原因，現實中難以實現。

　　蘇州市廣濟醫院精神科醫生杜向東在一篇論文中提到，該醫院曾對監獄送交的34個犯人進行“服刑能力”鑒定，以幫助監獄決定是否對其采取“保外就醫”。鑒定結果是28例被評定為無服刑能力——換句話說，這28人很可能與呂天喜一樣是“被監獄”的精神病人。

　　一位司法精神病鑒定專家感到憂慮的是，精神病人被送進監獄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有一家監獄，2005年我問的時候是三十多個（精神病人），2007年再問的時候就成了七十多個。”

　　無法啟動的精神病鑒定

　　同樣是司法精神病鑒定，既可以成為精神病人入監服刑的依據，又可以成為其在服刑時“保外就醫”的證明。

　　按照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無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具有刑事豁免權。呂天喜們原本不應該被送進監獄。

　　在精神病學專家劉錫偉看來，將精神病人送進監獄的，是弊端重重的精神病鑒定體制。“理論上公檢法司都可以啟動精神病鑒定，但現實中是誰都管，誰也都不管。”劉錫偉說，“刑法第十八條被架空了”。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

　　該條被認為是精神病鑒定的最主要法律依據。然而實踐中，司法機關往往不把精神病和精神病人視為“專門性問題”，從而拒不啟動精神病鑒定。

　　中國關於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第一部專門法規，是1989年“兩院三部”（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衛生部、司法部、公安部）制定的《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暫行規定》，不過，該文件對於最重要的精神病鑒定如何啟動問題沒有規定，僅表示司法精神病鑒定“為委托鑒定機關提供有關法定能力的科學證據”，但對誰為委托機關卻未提及。在司法實踐中，委托機關只能是公檢法司等部門。

　　有意思的是，現實中對於司法精神病鑒定最積極的往往是監獄。接受監獄委托對犯人進行“服刑能力”鑒定，是司法精神病鑒定專家經常要做的事。按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鑒定專家的說法，這主要是為了幫助監獄“甩包袱”。

　　很多時候，同樣是司法精神病鑒定，既可以成為精神病人入監服刑的依據，又可以成為其在服刑時“保外就醫”的證明。在杜向東的論文中提到，34名犯人中只有 14人在入獄前經過司法精神病鑒定，這14人中有12人被鑒定為“有責任能力”。而他們中的多數在入獄後再作鑒定時，就變成“無服刑能力”。

　　精神病學專家劉錫偉認為，實踐中司法精神病鑒定的“誤鑒率”在10%-30%左右。

　　1998年，衛生部出台《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管理辦法》，該辦法對鑒定程序作了規定，明確提出除了司法機關之外的單位或個人均可以提起鑒定申請。

　　不過，據多名司法精神病鑒定專家指出，該辦法頒布以來一直形同虛設，原因之一是該辦法由衛生部一家制定，違反基本立法原則，否定了1989年由兩院三部出台的文件。

　　律師陳志華認為，在實踐中，衛生部1998年的辦法即便不存在立法主體爭議，在實踐中也難以落實。因為如果沒有公檢法的配合，司法精神病鑒定機構拿不到案卷等鑒定材料，也不敢接受個人的委托申請。

　　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簡稱二二八決定）頒布實施，衛生部的《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管理辦法》因為與其存在沖突而徹底失效。此後，再無專門法規就精神病鑒定問題作出專門規定。

　　由於無法啟動精神病鑒定程序，除了部分精神病人被送進監獄之外，也有疑似精神病人被送上刑場。2006年，陝西發生邱興華特大殺人案，邱興華被精神病學界普遍認為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學專家賀衛方等人發表公開信，呼吁對邱興華做精神病鑒定，並質疑將鑒定的決定權絕對賦予司機機關的合理性。然而邱興華在未做鑒定的情況下被執行了死刑。

　　邱興華案之後，相繼有湖北熊振林案、貴州何勝凱案、福建鄭民生案等惡性殺人案發生，殺人者均被專業人士懷疑有精神病，但均未做精神病鑒定即被執行死刑，其中鄭民生更是在短短案發36天之後即速決。

　　“我們一直在說要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劉錫偉說，“但實際上人們都站在強者一邊。”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來，精神衛生法草案與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相繼出台，但兩部法規均未涉及精神病鑒定啟動問題。

　　有業內人士指出，呂天喜的最終鑒定結果變數很大，“要看專家面臨什麼樣的壓力”。實際上，對於任何司法精神病鑒定機構，這都將是一個“燙手山芋”——要麼得罪公檢法，要麼得罪媒體和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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